行政复议法评析

行政复议是与和行政诉讼相结合的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诉讼是由人民法院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行政复议则是由上级监督形式。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司法行为，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具有权利救济和监督的功用。     

关于我国行政复议调解制度之我见

2007年8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在立法上首次确立了我国行政复议的调解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打破了长期以来单一的以行政机关为主导的解决行政争议的解决途径,缓和了申请人与行政机关的对立情绪,节约行政成本和申请人的救济成本,促进行政争议的柔性解决,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目前学术界对这一制度的分析,从调解的范围上、程序上以及效力上,谈论这一制度以及可行之策。     

论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我国正处于一个意义极为深远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行政纠纷大量涌现并呈加剧趋势,构建有效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之需和重要内容。本文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分析了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借鉴国外相应机制的成功经验,针对我国现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面临的困境,从构建申诉专员制度、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方案。     

行政诉讼和解入法的风险控制——以域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设计的比较分析为基点

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行政诉讼审判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是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下,修法构建和解制度,要特别注意改变现行体制所带来的风险问题。通过对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及其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和解制度的设置和运行的比较分析,冀为我国确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下行政和解新机制的构建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构建需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亦要求在行政救济领域达到理性交往的效果。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监督行政权、保障公民权的行政救济制度,也必然要求达到这种和谐的状态,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不能简单一判了之,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从而构建起一种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而行政诉讼和解机制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行政调解协议之强制执行力探析——基于效力位阶、政治文化传统的视野

行政调解作为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法形成的行政调解协议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导致权利人诉累增加、义务人违约成本低廉,以及行政、司法资源的双重浪费和行政机关专业技术优势无法发挥等问题。基于效力位阶、政治文化传统的视野,行政调解协议均应具备可申请强制执行的应然效力,并就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提出可行性建议。     

论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调解的制度构建

行政调解在解决新时期农村纠纷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目前行政调解的机构、人员、基本原则、程序、调解协议效力等方面均存在缺失。为此,从健全机构、提高人员业务素质、明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完善程序、赋予调解协议相应效力等方面提出了行政调解制度构建的具体设想。     

从海关系统的若干复议诉讼案例谈海关与法院博弈中的几个问题

由于行政权固有的扩张性,由法院作为仲裁者的行政诉讼作为解决行政管理领域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正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但是,近年来,海关与法院之间的博弈互动日趋复杂,尤其是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司法审查不断扩展对行政行为审查的范围和深度情况值得关注。如何正确处理与法院博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成为摆在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海关系统发生的若干行政诉讼案例着手,对海关、法院博弈过程中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浅析PPP项目纠纷的解决途径——以仲裁为视角

我国PPP项目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如发生争议,如何解决纠纷显得至关重要,诉讼、仲裁、调解等都是可供选择的途径。当前阶段,通过诉讼方式解决PPP争议纠纷,显现出诉讼方式效率低、成本高等缺陷,而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调解解决纠纷制度。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存在着效率高、成本低等优势,以专业仲裁的方式解决PPP争议,将真正有利于争议的解决。     

关于企业劳动纠纷化解和调解制度建设的强化研究

调解作为我国目前解决劳动纠纷的主要方式,具有高效、便捷,以及低成本等方面的特点,对于我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及时解决劳动纠纷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现行的劳动纠纷调解制度对于劳动争议和劳动纠纷的解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劳动纠纷调节制度在不少方面的欠缺日益突出,所产生的问题也在不断的加剧。据此,本文针对劳动纠纷调节制度进行具体的阐述,并就其中具体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建议。     

拓宽行政诉讼受案的范围

拓宽行政诉讼受案的范围曹鉴权行政诉讼法实施四年以来，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维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亦显示出了它积极的效力。但由于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是一项新的诉讼制度，...     

WTO环境下中国司法审查制度探析

加入WTO后,我国面临着国内法律与国际规则相接轨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如何实现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有效审查是理论界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课题。文章通过论述WTO环境下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分析影响我国司法审查制度有效实施的因素,提出应在理顺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国情的司法审查制度。     

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自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施行以来,行政诉讼制度才在我国得以真正建立并逐步健全和完善,二十年来它在我国公民权利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扩大,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表现出了滞后性,从而面临改革的需要.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否进一步扩大以及扩大到何种程度,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从在分析我国诉讼范围的现行规定及存在的问题上,努力总结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应有状态.     

对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思考

随着行政管理的需要，抽象行政行为日益增多。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我国现有的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司法终裁”的法治原则要求，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之进行司法审查，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时代潮流。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嬗变研究

在当今社会,调解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将调解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于该法的总则中。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现行调解制度的缺陷与实践中显露出的弊端也日益凸显,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     

美国纠纷解决替代机制（ADR）的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ADR（Alternafive Dispute Resolution），在我国通常翻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可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指的是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ADR在其产生之初与法院进行的诉讼并没有关系。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在美国一些州的法院内附设了仲裁和调解等第三人解决纠纷的制度，将ADR作为诉讼程序的一环引入，形成了司法ADR制度，又称为法院附设ADR（Court annexed ADR），由此司法ADR作为替代诉讼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法院内部建立，并在消除诉讼迟延，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节约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此种纠纷的解决方式对于我国的法制化进程，对于我国在诉讼外纠纷的解决又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本文重在浅析美国的ADR机制的新发展，并以此提出对我国可以借鉴几个地方。     

旅游投诉处理决定的行政可诉性评析

行政裁决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闯发生的与公共行政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处理。从旅游投诉处理决定解决纠纷的性质以及做出处理决定的种类来看，旅游投诉处理决定应当属于行政裁决行为.基于限制权力的考虑，对此项行政裁决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必须的。同时，为了切实保障行政裁决相对入即旅游投诉主体的民事权益，应当扩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在审查行政裁决行为合法性的同时对其提出的民事请求进行审理，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做出变更判决，从而解决行政裁决相对入提起行政诉讼的终极目标——解决民事争议（旅游争议）.     

我国法治图景的现实解读

我国的法治建设,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社会现实的作用下,在西方法治思想的影响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着,展示了一幅中国特色的法治图景:在法治进路上,是一条从政府推进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法治进路;在治理方式上,则昭示着德治与法治并存、人治隐含其中;对于纠纷的解决,则实行着诉讼、仲裁、行政化解、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机制并重的制度。     

再论惩治腐败，重在依法治权

文章从行政权的特点以及在我国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出发，指出行政权得不到科学有效的规范和控制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而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则必须建立起完整的行政公开的法律制度。     

论权力清单制度对行政权的控制与规范

相关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行政权限规定的概括性、原则性、模糊性和分散性,使得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存在较大随意性。权力清单制度是对这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梳理和细化,有利于控制和规范行政权的行使。目前在权力清单制度推行中存在诸多问题,必须采取法制化方式才能保证权力清单制度的有效推行、确保权力清单内容的合法性,并赋予权力清单内容的法律规范效力。为此,要以法律或行政法规形式对权力清单制度进行明确规定,并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对权力清单的内容予以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