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域水污染成因及其治理的探讨——以浙江省为例

文章对浙江案例的分析表明,在我国现行水污染治理体制下,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了流域水污染的持续和加剧,也导致了地方政府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上明显的激励不足。通过自主协商和横向资源转移等机制强化上游的治理、融资和监督激励,可有效地实现分散信息下的上下游之间的激励相容,推动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的改善。     

流域水污染成因及其治理的经济分析

只有通过融资激励机制来改变或强化各行政区域的污染治理和监督激励强度,才能实现流域上下游整体上的福利优化,有效的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实现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本-收益的平衡.对流域水污染成因及其治理的分析表明,在中国现行水污染治理体制下,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了流域水污染的持续和加剧,也导致了地方政府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上明显的激励不足.通过自主协商和横向要素转移等自组织模式强化上游的治理、融资和监督激励,可有效地实现分散信息下的上下游之间的激励相容,推动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的改善.     

异地补偿性开发是水污染治理的重要经济手段

对浙江案例的分析表明,在我国现行水污染治理体制下,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流域水污染的持续和加剧,也导致地方政府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上明显的激励不足.通过自主协商和横向资源转移等机制强化上游的治理、融资和监督激励,在协商一致的条件下实施异地补偿性开发,可有效地实现分散信息下的上下游之间的激励相容,推动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的改善.     

论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存在制度缺陷,致使治理绩效不甚理想。文章提出将中央政府关系嵌入到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中,以实现纵向机制与横向机制的有机结合来降低交易成本。该模式摆脱传统流域环境治理中的中央政府的"主宰"或"漠视"行为,采用生态治理政治动员、法律规则和行政命令、治理绩效考核制度、经济激励、省部联席会议制度等嵌入方式。纵向机制的合理嵌入将有助于促进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的有效协调和良性互动,进而达到流域环境治理的目标。     

基于微分博弈的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

为提高流域水污染治理效率,构建水污染治理长效机制,论文以污染企业生产技术清洁化进步为切入点,通过建立微分博弈模型,探讨现有生态补偿机制下流域生产技术进步与水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流域水污染治理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提供建议。研究表明：（1）污染企业生产技术清洁化进步能够降低流域水污染物的存量;（2）加强府际间的合作能够以更少的投入换来更清洁的水环境,同时能够增加流域整体的净收益水平;（3）技术溢出效应对省域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技术投资数额及消费品产量有负面影响。     

流域越界污染规制：对中国跨省水污染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Wang和Wheeler分析中国水污染收费制度的研究方法,构建“均衡污染”模型,采用1994-2002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考察跨行政区流域污染这一越界负外部性对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未能显著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地理区位对各省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显著。上游地区具有搭便车向下游转移污染的激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域水质的整体恶化。本文对中国流域污染的规制效率偏低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     

流域越界污染规制:对中国跨省水污染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Wang和Wheeler分析中国水污染收费制度的研究方法,构建"均衡污染"模型,采用1994—2002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考察跨行政区流域污染这一越界负外部性对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未能显著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地理区位对各省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显著。上游地区具有搭便车向下游转移污染的激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域水质的整体恶化。本文对中国流域污染的规制效率偏低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     

清江流域旅游环境的水污染综合治理研究

清江流域有着丰富且品位较高的旅游资源,具有旅游开发的优良条件,但近年来水污染问题破坏了旅游景观,削弱了旅游吸引力,严重威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清江流域的水污染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对清江流域的下游天龙湾水域进行水质监测研究,分析清江流域的水污染状况及成因,进而提出相应的水污染综合治理措施:切实解决鱼养殖业污染问题,转变清江流域产业结构,加强对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加快城镇和乡村生活污水与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通过旅游开发促进水环境的治理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太湖流域治理的投融资模式研究——基于与泰晤士河流域治理的对比分析

流域水污染治理过程中投融资是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对太湖流域治理和泰晤士河流域治理投融资方式分别进行了分析，为太湖流域治理投融资渠道提出建议。     

接管威胁和有效的董事会监督所需要的外部环境

一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实践表明,由于CEO在董事会人选的产生过程中发挥影响的事实,未来职业市场声誉的关注对公司董事行为的激励作用有限。本文探讨了接管威胁下的董事会治理对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在职业关注对公司董事行为的激励作用有限时,有效的董事会治理所需要的外部环境问题。我们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外部接管威胁下的董事会的监督强度要高于接管市场不存在时董事会的监督强度;同时,迫于外部接管威胁,即使在董事会人选的产生过程中发挥影响,CEO仍有激励选择相对较高的董事会独立水平,从而使公司治理效率改善。因此,公司控制权市场所带来的接管威胁构成董事会实施有效监督的重要的外部环境。上述命题有助于理解在一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实践中,通过建立与健全包括公司控制权市场在内的外部环境来最终实现提高内部治理机制效率的目的的公司治理现象。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基于政策博弈的分析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政策博弈模型表明:地方政府对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有重要影响,在区域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很难真正执行中央政府的治理政策;如果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政府的问责力度,可能使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而不得不对本行政区的污染进行治理。为实现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的良好治理,有必要对条块分割的环境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改变地方政府的利益偏好,通过采取承诺行动提高中央政府的政策效率和置信度,建立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流域生态质量改善的政策目标。     

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区别、衔接与互动

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公司治理结构与激励约束机制的区别。从公司治理与经营者的互动关系、对经营者无效的激励与监督会导致公司治理的弱化和无效率以及经营者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立足点等八个方面阐明了治理与激励的衔接与互动。     

且行且思,太湖治污走上攻关路

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要把握好三个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从释放地方政府和企业治理内在动力着手,又好又快发展;统筹城乡环境治理,打造工业和城镇精细管理的同时,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公平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变政府主导为多元参与,协调发展。太湖列入国家重点流域治理迄今17年,是我国水污染治理历时较长、投入较大的流域。在一个跨越多个省市、经济发达、污染又相对严重的流域,要探索出一条湖泊治理的成功之     

监事股权激励、合谋倾向与公司治理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授予监事股权激励究竟能够提高其监督积极性,还是导致其独立性削弱从而增加合谋风险?本文从公司治理整合视角出发,运用2006～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监事股权激励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经研究发现,由监事股权激励所引致的双向合谋风险在实践中并未显现;相反,却在债权融资约束与独立董事监督的调节作用下,监事股权激励与第一类代理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抑制了监事与代理人之间的合谋倾向;并且在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下,对第二类代理问题也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抑制了监事与委托人之间的合谋倾向。由此可知,监事股权激励并非引致合谋的真正缘由,公司治理约束机制的完善才是实现监事股权激励效应并有效规避合谋风险的前提与保障。     

地方传真

江苏全面推行流域治理“双河长制” 江苏省积极探索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新思路、新举措．率先在太湖流域建立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的“河长制”,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职责落到实处。2008年,为推进太湖水污染防治,江苏省决定在太湖流域推广无锡首创的“河长制”,15条主要入湖河流已全面实行“双河长制”。     

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缺陷与创新

当前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主要是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科层制治理机制，存在着行政分割、治理手段单一、治理制度不完善、公众参与程度低等诸多缺陷；必须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机制创新，即在单一的科层制治理机制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和网络机制等多种机制，包括建立综合性流域机构，协调行政区际和各部门的利益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以及完善公众的参与机制等。     

湘江流域衡阳段环境审计探讨

本文针对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状况,对在水污染治理中开展环境审计的重要性及其内容进行了探讨,认为要进行水污染治理,保护水资源,必须加快环境审计的信息化建设、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环境污染问责制度的建设,加强各地区间环境审计的交流沟通,提高环境审计水平,保证环境审计的质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流域水污染治理中组织对长期环境绩效关注的研究

流域水污染治理中,各种参与组织对长期环境绩效关注的差异性与组织自身的利益组合密切相关。流域治理的特征、政策环境、组织域和组织结构等因素,通过时间和注意力两个重要的变量影响组织利益组合。     

滇池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建议研究

导致滇池流域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构建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是未来滇池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环节。构建完整的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需要从确定补偿的依据、主体、标准和政策路径等核心问题着手。滇池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形式可分为水生态保护(恢复)补偿机制和水污染补偿机制两种,具体类型包括城市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湖滨水生态恢复补偿机制、入湖河道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三类。在生态补偿政策实践中,建议构建滇池流域水生态管理委员会;整合现有生态补偿法规,健全流域管理机制;建立流域水生态补偿基金模式的横向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拓宽生态补偿资金的筹资渠道,完善环境保护税收政策;开展绿色GDP体系认证,完善行政考核制度。     

跨区域水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以经济学有关理论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我国跨区域河流水污染长期无法根治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公共资源性质和外部治理缺乏市场机制。因此，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建立与完善流域管理机构等措施是实现跨区域水污染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