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长期以来资本流动的危害性被漠视,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更为无序和混乱。只有重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才能更有效地在下一次金融危机中避免或减少损失。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金融稳定

文章研究了在开放经济下,宏观审慎政策如何降低由跨境资本流动引发投资过热导致的金融失衡、社会福利损失,并着重分析了在不同违约概率条件下,如何从跨境资本流动渠道运用审慎工具抑制系统性风险的顺周期累积,而后通过一个四变量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中国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以及金融杠杆的区制效应。结果表明,实施对国内金融部门与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制特征。在常规时期,应当以针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监管为主;而在危机爆发时期,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同时放宽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     

洗钱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近年来跨境资本流动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目前学界缺乏洗钱行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及其路径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章以2005～2015年全球60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引入经济发展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洗钱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境资本在洗钱风险高与洗钱吸引力强的国家流动更加频繁,经济发展在洗钱与跨境资本流动的正向效应关系中,中介效应分别为14. 98%和11. 39%。     

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国别经验及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金融开放程度逐步提升,跨境资本的流动规模随之增长,增加了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难度。通过研究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情况,发现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存在较大波动,对中国的金融安全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在梳理分析中国监管政策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的监管措施如外汇管制、无息准备金、托宾税等工具的使用,预警机制的建立等监管经验,提出稳健审慎的开放资本账户,引入高频观测预警体系、推动宏观建设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等建议。     

"双循环"背景下如何优化跨境资本管理

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进入调整期,全球资本流动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全球化及全球金融风险因素的影响日益突出.跨境资本流动格局与一国发展模式相辅相成.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应重点发展国内市场,完善对外金融管理体制,深化金融市场建设,建立跨境资金风险管理机制,以适应和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了现实的影响。     

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资本跨境流动的影响及对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已扩散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给国际和我国经济活动带来了严峻挑战，本研究基于直接投资视角，分析全球性金融危机对资本跨境流动的影响，得出对我国外汇管理的启示。     

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跨境资本频繁流动必将引发系统性风险,冲击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最终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金融稳定。在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采用边限检验和ARDL-ECM模型,对比分析长短期内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评估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作用,运用PSTR模型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137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影响,基于S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业整体风险承担的动态效应,并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效果。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1)跨境资本流入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促进作用,而跨境资本流出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2)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转换特征,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跨境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而跨境资本流出的负向效应逐渐加强;(3)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显著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美联储加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当前美联储加息周期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亟需加强政策监管。文章构建一个包含跨境资本流动审慎监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系统研究美联储加息造成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并深入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双支柱”政策应对效果。结果显示：第一,美联储加息产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导致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加剧,造成经济下行。第二,面对美联储加息,小幅跟进式加息能缓解产出波动,但不能缓解汇率、跨境资本和资产价格等波动,而大幅加息对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都较大;“双支柱”政策相比加息政策有明显优势,既能抑制跨境资本流出,又能降低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第三,社会福利损失分析表明,最优的双支柱政策组合是货币政策钉住产出、通胀和汇率波动,宏观审慎政策钉住跨境资本波动;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增大,社会福利损失逐渐减小。     

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1～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股票资本流动数据,构建各经济体数字技术发展指标,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显著削弱各经济体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渠道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一些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的压力,使其受到更多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跨境投资,也推动其提高加密货币持有率。这说明数字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投资者跨境投资的监管规避渠道,进而造成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下降。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兴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更强,数字技术发展对其资本账户管制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全球经济金融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跨境金融监管领域遭遇的新挑战,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冲击提供有益参考。     

全球信贷周期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文章利用全球跨境信贷的量价变化关系识别了全球信贷周期,讨论了全球信贷周期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中国的应对。实证结果表明,即便存在资本管制,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依然受到全球信贷周期的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资本流动所受影响的方向存在差异,折射出全球信贷周期具有多种不同的溢出作用机制。概括而言,全球信贷周期可能通过金融渠道影响中国证券投资,通过金融和国际贸易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其他投资,对中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上升能够削弱全球信贷周期的溢出效应;相反,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中国双向跨境资本流动,并在总体上导致净流出。据此,文章主张稳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了现实的影响。     

重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管理跨境资本流动渐成共识 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成为讨论和批评的焦点,尤其遭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猛烈抨击.在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上,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成为主题之一.峰会首脑宣言中,首次认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存在过度波动的风险,要求发达国家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平抑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运动,并认可那些储备充足、实行浮动汇率的新兴市场国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以应对资本流入,防止货币汇率高估.     

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界和国际社会基本秉承资本自由流动能够改善资源全球配置的理念,宣称资本流出国与流入国都将从中受益。然而2010年开始,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轮资本管制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主张采取征收资本利得税或者金融交易税的方式,抑制跨境资本的大范围流动,维持本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作者结合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思想,比较分析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利弊,提出新兴市场国家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短期资本流动应该加以管制。同时,发达市场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态度的变化是国内利益集团矛盾冲突与调和的结果,不同利益集团党派偏好和选举周期最终影响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欧美国家本国经济低迷迫使其实行国内保护的资本流动政策来缓解矛盾。全球化下的国际金融市场需要一种全新的国际管理机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应对资本流动产生的跨国溢出效应需要有效的国际协调,构建反映新的实力分配的全球治理框架,从而寻找到集体利益和本国利益的平衡点。     

俄罗斯金融体系风险与跨境资本流动关系初探

近20年来,俄罗斯频繁发生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特别是2008年和2014年金融账户逆差均超千亿美元。该文回顾了俄罗斯这两次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对其金融体系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体系风险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出可能引发外汇市场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和股票市场风险上升;跨境资本流出对金融体系冲击的强弱与前期跨境资本流动形势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减弱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跨境投机性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兼论国际间“跨境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建构

本文深入探究了投机性资本流动影响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增长的差异以及风险生成的不同特征和传导路径,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所受冲击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发现,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FDI、国内基准利率以及汇率等因素都会使投机性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发生改变。此外,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所受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如2003～2007年,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升作用非常明显;但2008年与2009年投机性资本则引致实际GDP增幅的回落。文章认为,宏观当局应充分掌控跨境投机性资本流动影响的动态特征,积极参与国际间"跨境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构建,确保短期资本流入或流出总量的基本平衡,以基本消除宏观经济增长发生宽幅震荡的隐患。     

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吗?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121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农商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促进力度更大。(2)信贷规模与同业负债在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关系中承担着双重中介作用,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提高银行信贷规模和降低同业负债双重渠道来增加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开放程度提高会减弱这一促进作用。(4)区分跨境资本类型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证券投资渠道与其他投资渠道的跨境资本,以FDI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渠道的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助推效应更大。该成果将为提升跨境资本监管效率及防控以资本结构偏离为特征的杠杆率维度银行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全球金融周期、跨境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选择

各国金融状况相关性和联动性的逐步增强导致全球金融周期现象的出现,“三元悖论”和“二元悖论”相互取代对政策选择提出诸多挑战。危机期间美国货币政策紧缩、风险因素上行对资产价格、信贷增长、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作用明显增强,仅靠浮动汇率制度已无法隔绝外部冲击,需要利用资本流动管理降低金融连接强度,“二元悖论”成立;非危机期间金融市场波动性下降,浮动汇率制度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明显提升,“三元悖论”成立。为防范外部冲击、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需有效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和杠杆率限制降低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危机期间使用资本管制政策限制资本流动,通过建立风险水平的监测体系,选择适宜的时间窗口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汇率的自由浮动。     

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文章利用MS-VAR模型对1999～2020年间不同经济区制下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和跨境短期资本流动之间的联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将经济状态划分为区制1和区制2两个不同区制,两个区制间的转换节点主要位于国内重要汇改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等时点附近。相比于区制1,区制2下经济具有更大的波动性且经济状态的惯性更强。另外,在区制2下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冲击容易带来人民币汇率和汇率预期的同向变化,后者又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正向反馈。基于这些分析结论,文章对中国的外汇和资本账户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