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1～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股票资本流动数据，构建各经济体数字技术发展指标，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显著削弱各经济体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渠道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一些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的压力，使其受到更多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跨境投资，也推动其提高加密货币持有率。这说明数字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投资者跨境投资的监管规避渠道，进而造成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下降。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兴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更强，数字技术发展对其资本账户管制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全球经济金融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跨境金融监管领域遭遇的新挑战，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冲击提供有益参考。     

美联储加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当前美联储加息周期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和汇率波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亟需加强政策监管。文章构建一个包含跨境资本流动审慎监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系统研究美联储加息造成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并深入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双支柱”政策应对效果。结果显示：第一，美联储加息产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导致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加剧，造成经济下行。第二，面对美联储加息，小幅跟进式加息能缓解产出波动，但不能缓解汇率、跨境资本和资产价格等波动，而大幅加息对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都较大；“双支柱”政策相比加息政策有明显优势，既能抑制跨境资本流出，又能降低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第三，社会福利损失分析表明，最优的双支柱政策组合是货币政策钉住产出、通胀和汇率波动，宏观审慎政策钉住跨境资本波动；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增大，社会福利损失逐渐减小。     

跨境资本流动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兼论宏观审慎政策与资本管制措施的作用北大核心

随着中国有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各渠道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提升。文章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系统地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表明，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增加会提升企业长期投资规模，从而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并且跨境资本直接投资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助推力度最大；跨境资本流出规模增加会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拓展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管制措施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且相比之下，资本管制措施的调控作用更强；管理者短视和财务柔性是跨境资本流动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传导渠道；跨境资本流动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低杠杆企业以及处于低竞争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高的地区和货币收缩期的企业更明显。     

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跨境资本频繁流动必将引发系统性风险，冲击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最终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金融稳定。在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采用边限检验和ARDL-ECM模型，对比分析长短期内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评估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吗?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121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农商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促进力度更大。(2)信贷规模与同业负债在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关系中承担着双重中介作用，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提高银行信贷规模和降低同业负债双重渠道来增加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开放程度提高会减弱这一促进作用。(4)区分跨境资本类型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证券投资渠道与其他投资渠道的跨境资本，以FDI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渠道的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助推效应更大。该成果将为提升跨境资本监管效率及防控以资本结构偏离为特征的杠杆率维度银行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新趋势、市场影响与风险防范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和宏观政策一波三折,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也呈现出许多新变化.跨境资本流动不仅对一经济体国际收支产生影响,也对金融市场稳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与金融账户资金变化,通过多个指标观测分析了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阶段性新特征,探讨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市场的利弊影响,分析了在新形势下...     

洗钱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近年来跨境资本流动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目前学界缺乏洗钱行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及其路径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章以2005～2015年全球60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引入经济发展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洗钱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境资本在洗钱风险高与洗钱吸引力强的国家流动更加频繁,经济发展在洗钱与跨境资本流动的正向效应关系中,中介效应分别为14. 98%和11. 39%。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中国资本流动的风险监管与风险预警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但资本频繁的跨境流动和金融风险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复杂化，也必然影响到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本文通过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系统的框架和体系的研究，对及早防范潜在金融风险提出相关研究建议。     

重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长期以来资本流动的危害性被漠视,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更为无序和混乱。只有重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才能更有效地在下一次金融危机中避免或减少损失。     

促进稳定和发展的资本账户管理:一种新方法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复兴,跨境资本流动呈现量级增长,其增长之烈使目前国际资产总和超出全球经济产出。绝大部分跨境资本流动发生于工业化国家之间,但日益增多的新兴国家加入了资本流动国际化这一进     

"双循环"背景下如何优化跨境资本管理

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进入调整期,全球资本流动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全球化及全球金融风险因素的影响日益突出.跨境资本流动格局与一国发展模式相辅相成.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应重点发展国内市场,完善对外金融管理体制,深化金融市场建设,建立跨境资金风险管理机制,以适应和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作用,运用PSTR模型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137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影响,基于S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业整体风险承担的动态效应,并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效果。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1)跨境资本流入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促进作用,而跨境资本流出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2)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转换特征,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跨境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而跨境资本流出的负向效应逐渐加强;(3)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显著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28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2002～2015年的季度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并分类影响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因子,包括传染因子、国际金融因子、经济基本面因子、国内金融制度因子、投资者情绪因子以及汇率因子等,再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各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分解部分的影响。据此,重新考察和评估危机前后各层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作用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看,文章选取的七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入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传染因子是第一主因,其次是国内流动性因子和宏观经济基本面因子,最后是国际金融因子和汇率因子等。（2）从分解部分看,国内经济基本面是影响FDI流入的主因,但国际金融因素影响不容忽视;跨境证券组合投资更易受汇率、利率以及国际风险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且不敏感于国内流动性宽松与否。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对跨境银行信贷影响程度较高,因此需要重视这部分跨境资本流动趋势,预防风险。（3）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更具复杂性,各个影响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入影响程度加深,国际金融因素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的作用逐渐增强,凸显了危机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联动性加强的隐患。     

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8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2002~2015年的季度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并分类影响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因子,包括传染因子、国际金融因子、经济基本面因子、国内金融制度因子、投资者情绪因子以及汇率因子等,再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各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分解部分的影响。据此,重新考察和评估危机前后各层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作用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看,文章选取的七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入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传染因子是第一主因,其次是国内流动性因子和宏观经济基本面因子,最后是国际金融因子和汇率因子等。(2)从分解部分看,国内经济基本面是影响FDI流入的主因,但国际金融因素影响不容忽视;跨境证券组合投资更易受汇率、利率以及国际风险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且不敏感于国内流动性宽松与否。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对跨境银行信贷影响程度较高,因此需要重视这部分跨境资本流动趋势,预防风险。(3)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更具复杂性,各个影响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入影响程度加深,国际金融因素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的作用逐渐增强,凸显了危机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联动性加强的隐患。     

探析沪港通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随着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展开，人民币离岸业务逐渐增长，香港作为人民币的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2014年4月10日，证监会正式批复了开展沪港通，加强在岸与离岸人民币资本的流动。本文从刺激人民币需求、推动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形成良好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完善国内资本市场，以及加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形成等五个方面探析了沪港互通机制的建立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提出了沪港通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与潜在的风险。     

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与风险防范研究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加快的背景下,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资本流入为我国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潜在危险。本文在分析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提出防范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和决策支持。     

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文章利用MS-VAR模型对1999～2020年间不同经济区制下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和跨境短期资本流动之间的联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将经济状态划分为区制1和区制2两个不同区制,两个区制间的转换节点主要位于国内重要汇改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等时点附近。相比于区制1,区制2下经济具有更大的波动性且经济状态的惯性更强。另外,在区制2下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冲击容易带来人民币汇率和汇率预期的同向变化,后者又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正向反馈。基于这些分析结论,文章对中国的外汇和资本账户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界和国际社会基本秉承资本自由流动能够改善资源全球配置的理念,宣称资本流出国与流入国都将从中受益。然而2010年开始,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轮资本管制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主张采取征收资本利得税或者金融交易税的方式,抑制跨境资本的大范围流动,维持本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作者结合"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思想,比较分析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利弊,提出新兴市场国家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短期资本流动应该加以管制。同时,发达市场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态度的变化是国内利益集团矛盾冲突与调和的结果,不同利益集团党派偏好和选举周期最终影响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欧美国家本国经济低迷迫使其实行国内保护的资本流动政策来缓解矛盾。全球化下的国际金融市场需要一种全新的国际管理机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应对资本流动产生的跨国溢出效应需要有效的国际协调,构建反映新的实力分配的全球治理框架,从而寻找到集体利益和本国利益的平衡点。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金融稳定

文章研究了在开放经济下,宏观审慎政策如何降低由跨境资本流动引发投资过热导致的金融失衡、社会福利损失,并着重分析了在不同违约概率条件下,如何从跨境资本流动渠道运用审慎工具抑制系统性风险的顺周期累积,而后通过一个四变量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中国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以及金融杠杆的区制效应。结果表明,实施对国内金融部门与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制特征。在常规时期,应当以针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监管为主;而在危机爆发时期,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同时放宽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