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能老人意愿照护模式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基于城乡差异视角,采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失能老人意愿照护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镇失能老人相较于农村失能老人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照护。城镇失能老人的意愿选择受到是否有房子、失能程度、家庭收入以及配偶健在状况等影响程度较大;农村失能老人的意愿选择受到是否有房子、失能程度、家庭收入以及配偶和子女健在状况影响较大。综合来看,无论居住地为城镇还是农村,是否有房子和家庭收入对失能老人意愿照护模式的影响最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完善社会化照护市场准入机制、大力推进“长护险”落地、完善照护人才培育体系等建议。     

失能程度、长期照料与失能老人的照料效果

文章基于2014年中国健康长寿调查数据(CLHLS),使用Logistic模型和Ordinal Logistic模型,探究失能老人长期照料的影响因素以及失能程度、长期照料对失能老人照料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失能程度是影响失能老人长期照料和照料效果的重要因素,老人的自身特征与家庭条件对长期照料方式有显著影响。要重视家庭在失能老人照料中的作用;社会照料要针对老人的失能程度和具体情况,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照料服务;政府要加强对贫困失能老人家庭的扶持力度。     

农村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农村失能老年人的问卷调查

本文基于山东省农村失能老年人的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农村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农村失能老年人对长期照护需求强烈,最偏好的长期照护方式是家庭照护,最需要的长期照护服务是康复护理类服务;年龄、文化程度、子女数量、独立居住或夫妻同住、可支配收入、视力、慢性疾病数量、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工具性活动自理能力和精神慰藉对农村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的需求程度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家庭照护,文化程度越高、独立居住或夫妻同住、子女数量越少、可支配收入越高、视力越差、工具性活动自理能力越差、缺乏精神慰藉的农村失能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居家照护;文化程度越高、独立居住、可支配收入越高、慢性疾病数量越多且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越差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对机构照护持更高的认可度。     

构建农村老年照护模式的实践创新——基于四川省仁寿县曹河村的案例

目前我国农村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和健康护理基本靠家中子女、配偶及自己完成。但是,在当代人口城镇化及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少子化、空巢化后果日益显现,家庭的照护能力不断下降和退化,家庭照护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本文根据2016年四川省仁寿县曹河村309份抽样调查问卷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对农村老人照护现状、特征及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村老年照护普遍存在照护形式单一,照护资源不足,护理服务缺失等问题。鉴于此,本文拟在文献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起农村家庭与乡村实际相结合、能逐步实现照护服务社会化的农村居家老年照护服务模式,即以家庭照护为核心,集政府搭台、社会组织支持、社区管理与老人自助为一体的新型农村老年照护模式。     

价格上涨压力下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生计多样化

本文利用2012年安徽省JC区农村妇女生计策略和家庭福利调查数据,分析了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价格上涨压力对农村留守妇女生计多样化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价格上涨的客观评价及心理负担在农村留守妇女、准留守妇女及非留守妇女当中并无显著差异,然而面对价格上涨的宏观经济环境和风险时她们会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其中丈夫外出会促使农村准留守妇女和留守妇女采取较高程度的生计多样化策略,尤其是农村准留守妇女,对家庭经营活动的参与率最高,而农村留守妇女对子女教育活动的参与率最高;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客观评价、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上涨心理负担对生计多样化均呈显著正向影响,且上述影响关系受到生计资本各因素的作用。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效率的影响

目的 随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和生计产出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章主要探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资源要素配置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进而为缓解农业老龄化危机、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法 基于2021年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DEA-Tobit二阶段模型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1）陕南秦巴山区农户生计效率的规模效率最高,纯技术效率略低于规模效率,综合效率最低。大部分农户生计活动呈现规模收益递减状态,生计产出的增长低于生计投入的增长。（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抑制了生计效率的提高,且在低收入水平家庭和户主低受教育程度家庭表现更为明显。（3）农业资金投入的增加能够缓冲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效率的负向影响。结论 因此,要正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引导农户合理配置生计资源,提高农业资金投入使用效率,促进农户家庭自我发展能力。     

全面“停伐”政策对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类型分化的影响研究

利用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649户职工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stic模型对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生计类型分化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类型出现了分化趋势,存在着林业专业化、林业补充型、林业依赖型和生计多样化四种类型职工家庭;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成员是否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家庭中60岁以上老人数、亲戚中办企业或做生意人员数及2014年是否为全面"停伐"区域对职工家庭生计类型分化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林农生计、参与意愿与公益林建设的可持续性——基于浙江省林农调查的实证分析

一般认为,因公益林建设对林农生计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政府必须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以激励林农积极参与,否则,公益林建设将难以持续。基于浙江省林农调查面板数据,本文通过计量经济分析,估计了公益林建设对林农收入和家庭能源消费等主要生计方式的影响,并分析了影响林农参与公益林建设工程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非农产业比较发达,林农收入和家庭能源消费等生计方式对林业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低,公益林建设对山区林农生计没有显著影响;林农经济收入和家庭能源消费等生计方式对林业资源的依赖程度,是决定山区林农参与公益林建设工程意愿的主要因素。因此,长期来说,降低林农生计对林业资源的依赖程度,是实现公益林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全面“停伐”背景下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研究——基于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视角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构建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体系,对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生计资本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估,研究了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对职工家庭生计的影响及家庭的行为响应。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5种生计资本之间严重不平衡;4大林区职工家庭5种生计资本的分布状况与整个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资本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但各林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职工家庭的生计资本状况影响其生计策略选择,其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推动职工家庭生计策略转变的重要因素;全面"停伐"政策对职工家庭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带来深刻影响,而职工家庭也采取了诸多适应性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继续增加财政转移性支出可以提高脱贫质量吗——基于生计抗逆力和CFPS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根据生计抗逆力理论,构建了包括生计资本和生计决策两个维度15个指标的生计抗逆力指数,以此作为脱贫质量的代理变量,并将贫困群体分为长期贫困户、脱贫又返贫户、脱贫未返贫户、边缘户四种类型,检验财政转移性支出对四类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影响,进而揭示财政转移性支出与脱贫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财政转移性支出显著提高各类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其中,对脱贫又返贫户的生计抗逆力提升程度最高;财政转移性支出对生计决策维度的作用明显高于生计资本维度;财政转移性支出与产业生产之间还未能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以提升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家庭规模和生产经营对贫困群体的生计抗逆力有着显著影响,而收入、消费、乡村治理等因素的影响不明显。     

家庭禀赋、社会福利与农村老年贫困研究

家庭资源禀赋差异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向度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农村老年贫困分解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利用2011年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资源禀赋、社会福利制度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子女的资源供给等家庭禀赋因素以及公共养老金、公共医疗服务可及性都会显著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并且,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提高家庭养老保障能力与社会福利项目的福利水平成为防止农村老人陷入贫困状态的政策选择。     

中国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基于29篇文献的Meta分析

本文将现有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作为基础数据库,运用Meta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强度的变化以及在中国农户范围内,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异质性及其异质性来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土地流转规范性、非农生计能力和养老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非农收入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东部地区家庭非农收入对农户土地流转影响显著;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作用强度逐渐增加,其余变量作用强度均不同程度的减弱。     

宅基地流转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北大核心

推进宅基地流转是中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而作为农户家庭的核心资产,宅基地流转所带来的资产配置变动势必对家庭金融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Ⅳ—2SLS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尤其对中高收入组、“农二代”与东部地区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强;金融素养在宅基地流转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人口负担尤其是家庭少儿占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在未来政策调整中,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有序流转,但须警惕并化解宅基地流转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注重提升农户金融素养与人力资本,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及少儿福利支持体系。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经济支持、与子女关系和社会交往三个视角,分别研究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并考察负面情绪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经济支持、与子女关系和社会交往均与老年人健康状况呈显著正相关;不同社会支持通过负面情绪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此,建议发挥家庭经济支持和照护支持在老年人身心健康中的重要作用,并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交往活动。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目的 通过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为构建和完善积极有效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减少宅基地退出引发的社会矛盾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构建了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指标评价体系,基于江苏省徐州市的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和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 （1）从总体样本来看,宅基地退出提高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且主要体现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的提升;改善了生计资本结构;（2）宅基地退出对不同收入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宅基地退出提高了低收入农户和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改善了中收入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但对高收入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及生计资本结构均未有显著影响。结论 总体上看,研究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生计资本结构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农户退出宅基地后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压力仍然较大。     

基于扎根理论的可持续旅游生计策略影响因素研究

生计可持续性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旅游发展是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引用扎根理论,对广东省丹霞山4村128户参与旅游的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分析农户选择旅游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对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发现农户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家庭的认知,是家庭选择可持续旅游生计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外部环境的认知包括旅游环境、政府、景区及社区;内部家庭认知包括自身能力、意愿及约束。通过理论回嵌,提出基于认知分析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认知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起漏斗作用,将外部和内部家庭的客观环境通过认知的过滤后,农户进行生计策略决策,从而产生生计结果。最后,提出优化农户认知方式,提高农户认知能力以及改善农户约束条件等建议,以有效保护与开发世界遗产,更好地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不同养老模式对我国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CHARLS基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总体幸福感和情绪幸福感两个维度衡量农村老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并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与SEM模型检验了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三种养老模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各个维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养老模式影响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养老依然是提升农村老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其作用正逐步弱化;社会养老缺口明显,新农保虽然提高了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对幸福感的作用仍然有限;自我养老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高;与非空巢老人相比,空巢老人幸福感严重依赖于自我经济能力、老年服务设施等养老要素。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倍差法、PSM-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原本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促进这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对于原本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不仅促进这类家庭继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还可以增大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对于原本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会强化这类家庭继续采取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会显著提升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户生计分化与化肥施用行为*——基于江西省1 421户农户的调研

[目的]为清晰识别生计分化对农户施用化肥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农户生计不断分化的现阶段化肥减量化目标实现提供参考。[方法]文章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基于江西省9市19县(区) 1 421份农户调查问卷,在分析生计分化的农户化肥施用特征变化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计分化对施用化肥行为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1)农户生计分化的化肥施用特征变化主要体现在化肥施用技术与认知特征、化肥用量依据及种类变化特征以及科学施肥激励措施特征3方面。(2)影响纯农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比重、家庭耕地经营规模;影响Ⅰ兼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性别、家庭耕地经营规模、负面影响认知、土壤污染认知、种类变更;影响Ⅱ兼户合理施用化肥的因素有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比重、负面影响认知、种类变更。[结论]政府及基层管理部门应在施肥宣传、技术推广、肥源替代以及引导土地适度规模化流转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生计资本、生计指数与农户的生计策略——基于CLDS家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为理论框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测算了农户的生计资本综合指数,并以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为标准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划分为纯粹农业型、外出务工型、农工兼顾型和当地非农型四类,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生计资本组合下的农户生计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整体偏低,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方面存在明显的内部分化;耕地面积缺乏但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偏向于选择外出务工型生计策略;家庭人力资本不足且耕地严重缺乏的农户偏向于选择当地非农型生计策略;家庭人力资本充足的农户多选择农工兼顾型生计策略。在农户生计资本类型中,人力资本及其配置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自然资本对农户农业生产策略的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耕地面积方面,且其黏性作用正在逐步减弱;物质资本对农户农业生策略产的黏性作用较强,主要通过家庭物质资料和社区公共设施指标发挥作用;虽然农业贷款从政策导向层面扶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但农户的自发存款多用于非农生产,农业生产的自发投资效应还未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