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重商思想及其比较

西方近代重商学说产生于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近代中国重商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至90年代。二者在产生的经济文化条件、财富观、贸易观、国家干预及历史作用几个方面有相同之处。不同的是,近代中国重商思想的内容比西方重商学说进步,而作用效果却比西方重商理论差。原因是中国缺少重商传统,近代中国重商思想未能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导致中外市场化进程差距巨大。     

对晚清中国重商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晚清重商思想的研究建国以后从筚路蓝缕走向百花齐放,其研究的方向主要定格为：个案研究、宏观研究。相关成果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对晚清重商思想史的探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其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者、理论方法、内容、资料建设等方面。这正是在研究晚清重商思想史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史记》中的商贸文化维度探析

迄今为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当时他在经济领域的考察的研究明显不足.文章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其不朽之作<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本文从司马迁对商业都市经济的描绘及其重商观念、财富观念、流通观念、经营理论、货币理论等方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度阐析.     

浅论桑弘羊与柯尔培尔的重商思想

桑弘羊和柯尔培尔是中西方重商主义的突出代表,他们的重商思想既有相近的一面,也有明显的相异之处。二人思想的异同,不仅展示了不同民族所面临的相同或相近的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重商主义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桑弘羊与柯尔培尔的重商论

桑弘羊和柯尔培尔是中西方倡导重商论的突出代表。二者思想的相似,不仅展示了不同民族所面临的相同或相近的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重商主义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秦地文化中“抑商”“重商”因素及其积极作用

我国经济史学者大多认为,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均以"抑商"政策为本,没有大搞商品经济的王朝,其实,唐代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大搞商品经济.盛唐的国强民富是通过各种办法发展商品经济而获得的.在汉、唐繁荣背后,经济发展轨迹不同,但均与秦地文化中的抑商、重商因素有关.汉代及其之前,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抑制商品经济时,秦地文化中的"抑商因素"充分地发挥了作用;在唐代,当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需要发展商品经济时,秦地文化的"重商因素"又充分地发挥作用,促进了盛唐经济的繁荣.因此,把秦地文化简单地理解为抑商文化或重商文化都是片面的.秦地文化中潜在并存着"抑商"和"重商"的文化因素,它们会因时、因势而被激活并发挥其巨大文化力.     

试论近代中国商业文学的发展

近代商业意识的觉醒和重商思潮的发展,为社会变革时期的商业文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尤为重要的是,晚清以来的文学思潮与运动,为中国商业文学的稳定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因此,近代中国商业文学的数量众多,忠实记录了商界风云,促进了社会重商思潮的形成,与商业的联系日趋紧密,进入良性互动的稳定发展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艺术成就并不突出。可以说,这是中国商业文学的稳定发展期。     

刘晏的重商思想探析

刘晏是唐中期著名的理财实践家,他重视商品货币经济,力主发展私营商业,加强商业的宏观控制。刘晏的重商思想不仅为唐朝转危为安并由衰到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对于当代的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刘晏的重商思想探析

刘晏是唐中期著名的理财实践家,他重视商品货币经济,力主发展私营商业,加强商业的宏观控制。刘晏的重商思想不仅为唐朝转危为安并由衰到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对于当代的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分流:18世纪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

18世纪以后中国走上了与西方不同的内卷式发展道路,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产权制度、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所致.由于实行中央专制集权体制、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缺乏效率的相关制度安排等,阻碍了民间资本的积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西方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使得他们十分重视商业贸易活动和向外开拓殖民地,其经济政策思想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以私人经济为本位,以私人家政为核心.政府采取重商政策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增长,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和成长,最终导致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大分流".     

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西方经济学始于重商主义。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重商主义理论体系受到了英国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重农学派的批判。然而经济学界与重商主义的斗争一直没有完结,直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才最终战胜了重商主义。斯密在对重商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形成了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第一次伟大变革。本文阐述了斯密革命的产生背景、内容及其对后来经济学的影响。     

重商、自由重农与福利重农的思想内涵与比较研究——“经济—社会史”的综合分析框架

重商主义、自由重农主义与福利重农主义背后的管制、放任与干预逻辑早已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出现,只是囿于当时的"共同体本位"结构,因此市场与宪政难以并存、国家市场体系与福利性政府干预互为扞格,最终造成帝国晚期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崩溃。中世纪晚期的重商主义与近代魁奈式自由重农主义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重视商业还是重视农业之别,而在于重视"管制民权、放任国(官)权"还是重视"保障民权、限制国(官)权"之别。当代的福利重农政策是宪政主义逻辑下大政府责任的体现,因此与前宪政时代重商体系下的大政府弄权截然有别。当代中国应反思管制主义的历史教训,吸取自由重农主义与福利重农主义的双重政治经验。     

重商现实主义视角下的中欧合作——以伽利略计划为例分析经济领域的均势行为

伽利略计划自诞生起就受到了美国的关注,当中国加入到该计划后,美国更是千方百计地阻挠。虽然整个合作过程非常曲折,但伽利略计划仍然艰难地向前推进。中欧在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领域的合作提出了一个问题:欧洲为什么在该领域对自己的传统盟友采取一种不合作态度。重商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可以对中欧间的合作进行解释,该理论是传统现实主义与重商主义的结合,认为国家非常关注技术经济领域的安全,国家为了自己的经济技术安全往往会结盟来抗衡主导国家。     

西欧重商主义保护原则的历史探源

中世纪西欧行会维系平衡、实行垄断的组织原则开启了西欧经济保护主义的源头。在城市里，行会成员构成了市民阶层的主体，其上层成员又是市政管理的中坚，因此行会的保护职能也在市政管理中体现出来。中世纪晚期西欧的大变革促使了商业意识的转变：在行会兼并中脱颖而出的大商人和大手工业主由对城市共同体的关注而转向获利精神和商业垄断。他们利用君主对财富的亟需来分享国家权力，干涉国家政策，他们的商业保护思想最终影响了王权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成为重商主义保护原则的重要理论来源。     

宋诗视阈中两浙地区城市商贸新风略论

宋代涉商诗中有大量关于两浙地区城市商贸活动的描写,形象展现了浙地城市商贸经济的发展新变。这种新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重商好贾之风日炽,从商人数激增,兼商社会身份多元化;二是城市商贸格局突破传统,商点布局与经营时段趋于自由,行业街市大量涌现;三是浙商的商贸文化心理发生新变,广告策略富于创造性,品牌、质量意识两极分化,神佑意识得以强化,并外显为各种商业崇信习俗。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业发展——基于我国107座地级资源型城市的比较分析

发展服务业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众多且差异巨大,经济转型的目标、方式和途径也必然有所差别。以我国107座地级资源型城市为样本,对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服务业2005—2015年的发展态势进行比较分析,结论表明：资源型城市的服务业发展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但滞后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整体进程;不同类别的资源型城市服务业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各城市的特征与其区域分布、城市类型、经济增速和工业化阶段有关,尤其受到所处工业化阶段的影响。资源型城市发展服务业,不应单纯提升服务业占比和片面追求服务业高端化,而应与其所处工业化阶段相适应,并充分利用资源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才能顺利实现经济转型。     

基于成本差异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供求分析

在我国,大量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是由非正规金融来提供的,理论界在早期的研究中多侧重于研究非正规金融消极的一面。但是,基于成本差异条件下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借贷行为决策模型却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存在,是供给者和需求者各自最大化其收益的均衡结果,具备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支持正规金融发展的同时,不能一味压制非正规金融,而应该不失时机地合理引导和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西斯蒙第与凯恩斯的经济危机论

西斯蒙第和凯恩斯既是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又对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在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方面，他们存在许多相近之处又各具特色。对二者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危机理论发展演进的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加深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