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与中国技术发展

人们一般认为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提高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利润空间,补偿了其R&D投入,从而可以激励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技术投入,最终有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数据检验发现,优惠政策对吸引高新技术的外资企业没有什么作用,或者要其起作用的话,中国的利润损失巨大。优惠政策可以吸引先进的成熟技术,但与此同时,落后技术也有了在中国发展的空间。     

中国的自然人外移带回了FDI吗?——基于引力模型的研究

通过改进的引力模型检验自然人流动对于中国FDI流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中国自然人移动的总的存量,还是各项分指标对中国的FDI流入均具有积极的效应。同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人移动中,技术型自然人相对于非技术型自然人来说会带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更多的FDI。因此,进一步扩大自然人外移规模,有选择性地对不同国家输出相应类型自然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FDI的发展。     

FDI推动中国城镇化了吗——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检验

在自身资本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FDI的大量流入及外溢效应影响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而金融发展水平是FDI流入和外溢效应产生的重要条件。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城镇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文章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利用198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检验发现,FDI对城镇化存在明显的三门槛效应,在低金融门槛值(1.584)以下和高金融门槛值(2.4878)以上,FDI对城镇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在低门槛值以上、中门槛值(2.457)以下时,FDI对城镇化有显著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时,FDI对城镇化仍然有推动作用,但作用强度下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不同的门槛值,FDI对城镇化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卧倒的"S"型路径,东中西各地区位于卧倒"S"的不同区间,因而不同区域应在改善金融环境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引资政策以推动城镇化。     

FDI是稳定的外资来源吗?——基于FDI净流入额波动性的视角

传统理论大多将FDI看作稳定安全的外资来源,但随着FDI实践的发展,FDI的稳定性已经明显降低,资金大规模进出东道国的风险明显提高。我国经过连续30年引进外资,FDI对缓解国内资金短缺的作用基本消失,其波动性增大的负面影响则逐渐显现。本文对全球及我国FDI波动性的历史变化趋势进行了测算,为FDI稳定性的下降提供了实证依据,并对我国应对FDI稳定性下降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FDI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基于Panel—Data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我国FDI税收优惠政策作用大小的问题，通过Panel—Data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我国FDI税收优惠政策作用弱化的结论，从实证分析角度阐明了两税合一并不会对FDI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为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引资策略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     

东道国创新网络与FDI技术溢出效应关系研究——基于吸收能力的视角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视。本文在分析技术溢出和吸收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并分析了一个技术外溢与创新网络模型,从技术外溢动机、整体外溢和内部外溢三个方面,归纳演绎了创新网络对东道国提升吸收能力的机理。最后,从创新网络的视角提出了提升我国吸收能力的政策建议。     

省域FDI竞争互补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应用动力学中的Dendrinos-Sonis模型,对我国30个省1993-2008年引进的FDI进行了竞争互补性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省域间吸引外资行为存在竞争性的特征。因此要弱化竞争,强化互补,建立区域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调联盟机制。     

中国式分权下的FDI竞争与环境规制

中国式分权的独特内涵在于经济分权同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本文在此背景下系统地考察了环境规制与FDI流入间的关系,并利用1994-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推断进行了计量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政治集权下主要基于经济绩效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具有"重经济绩效、轻公共服务"的特性.经济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为最大化目标函数将有动机以放松环境管制为手段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影响.     

FDI与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中国制造业产品内分工的东道国视角

FDI和外包两种产品内分工方式为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两种有效渠道,但在技术溢出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和FDI数据,在利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选取了19个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一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在承接外包中所获取的技术溢出效应要远高于吸收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且不论哪种方式,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     

服务业 FDI对我国服务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钻石模型研究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利用1990—2010年我国服务业 FDI对服务业竞争优势指标及各行业的 TC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服务业 FDI对我国服务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并不明显,结构优化的效应未能充分挖掘.应优化产业结构,引导 FDI流向;加强传统服务业,发展高新服务业;开发人力资源;加大科技投入,强化就业效应,以提高我国服务业竞争优势,促进服务业 FDI的合理利用.     

基于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是对于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的研究却并不是很多见,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已有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对提高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性。     

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了吗?——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我国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猜测:2000年后的外资流入可能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低层次固化的负面影响。随后,本文在把产业结构优化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测算,与外商直接投资联系起来,并且利用利用2003年至2012年26省的面板数据做实证研究分析来检验本文分析出的FDI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愈发明显的负面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显著地负相关关系,这验证了本文的猜测:近年来的外资流入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低层次固化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对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出了两方面具体建议。     

跨国公司FDI的区位选择与空间集聚——基于东道国产业集群竞争的博弈分析

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跨国公司FDI的区位选择呈现出空间集聚的新趋向,但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古诺博弈分析表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集群企业进行产量竞争的优势在于其较低的边际成本和缺乏需求弹性的东道国产业集群市场结构;同时东道国产业集群开放度也是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集群开放度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集聚到产业集群的竞争中来。     

外资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从数理和计量两个角度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之间收入分配的关系。在数理分析中建立了一个包含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模型,通过研究发现随着东道国外资吸收规模的扩大,东道国的收入差距将会拉大。在计量分析中,本文选取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证数据,采用逐步剔除法筛选出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外资的进入对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对城乡之间以及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次之,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弱。最后,针对外资带来的收入分配方面的负面影响,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招商引资方面的政策性建议。     

财政分权、FDI引资竞争与私人投资挤出——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针对FDI展开了激烈的引资竞争,各地针对FDI的优惠措施不断强化,使得外资企业对国内私人投资企业形成了过度的竞争优势,导致FDI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实证表明:各地对FDI的引资优惠引致并强化了FDI对我国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优惠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由此导致的挤出效应也最为显著。即使在"两税合并"后,分权体制所导致的引资冲动仍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激励采取各种变相优惠吸引FDI,因此,应从根本上调整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规范区域间引资竞争行为。     

FDI与中国出口竞争力——基于地区差异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ECI指数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出口竞争力进行了衡量和比较,并对FDI在各地出口竞争力的变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外资的进入有力地提升了东部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但并未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影响,在中部地区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文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FDI与经济增长:基于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分析

作为影响外资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东道国金融市场在FDI经济增长效应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效应、人力资本转移效应、产业前后向联系效应,以及优化投资效率效应等四个渠道推动FDI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税收竞争的空间相关性和FDI效应:一个实证分析

随着各地吸引外资程度的加强,税收优惠政策被政府广泛使用,从而被认为是吸引FDI的有效工具。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具有相似地理位置的省份在税收政策上具有税收模仿性,税收竞争呈现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是这些税收竞争在促进FDI上并没有显著效果,能够明显影响外资选址有效性的是市场化程度,而市场化程度的建设离不开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     

竞争损害了发电侧的规模经济吗?——基于中国火力发电厂的实证检验

运用火电厂的面板数据和超越对数成本模型,对2003—2010年间中国火力发电厂的成本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电侧的规模经济与火力发电厂的有效规模。结果发现:当前中国大多数发电厂普遍存在规模经济,但是发电厂的规模经济随着电厂规模的增加显著下降,同时发电厂的最小有效规模在逐年下降。因此,进一步强化发电侧的竞争,抑制大型发电企业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的投资冲动,将有利于发电业的规模经济,促进发电业生产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