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差异

通过对我国28个省份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考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以及与金融联系紧密的财政分权对于这种影响的作用.结果表明: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却没有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而财政分权对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也各不相同,其中仅在东北地区和西部有利于金融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他地区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还考虑了金融政策因素,以及经济的非国有化等反映市场经济制度的变量对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财政分权改革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革的全过程,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分权改革直接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资源再配置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被逐步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探索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通过在地方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改善经济增长绩效,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转型经济的路径和绩效.本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财政分权无疑对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本文采用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1986～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财政分权对省际名义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总体上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支出分权比收入分权对经济的影响更大;财政分权对各区域经济影响不同,财政分权的系数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居中,东部地区最小,表明财政分权将会对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和中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利用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对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分区域看,提高税收分权度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消极作用。其原因并不是税收分权本身对经济增长有消极作用,而是不合理的税收分权制度安排,抵消了分权带来的激励效果。因此,要提高税收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就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权关系,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关系,明晰各级政府的税权范围;理顺税费关系,规范制度外收入渠道,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大国效应与我国经济增长

经济理论表明经济增长中存在大国效应。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大国效应包括经济高速非均衡增长、经济结构快速演进、大规模国际收支顺差和高对外贸易依存度、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等等。大国效应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是阶段性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Barro、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中国财政分权、金融发展、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省际差异

本文采用1978-2006年中国28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了检验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模型（co integration model）,并采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把地方政府官员参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竞争的行为影响经济绩效的假设引入对分权化改革过程的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何以在促成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导致各地区在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呈现出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本文的分析结论并对其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     

大国经济与大国金融探寻中国金融崛起之路

中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大国,应如何顺应深刻的全球变革,并制订怎样的金融战略,才能够参与构建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抢占优势金融战略高地?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党的十六大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实行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这为我们做好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中国省域人口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内生增长视角的实证分析

陈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动态变迁过程,并结合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增长模型说明了人口迁移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特征。构建含带人口迁移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对人口迁移的内生增长作用机制作出了解析,并以此为基础实证分析了我国省域近10年来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特征与变动趋势。二元人口迁移存在明确的动态均衡过程,受其影响,会导致城乡两部门出现产出的一般均衡状态,而这一状态符合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设定的假设条件与稳态结论。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省域间的城乡二元人口净迁移具有明确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不同省份、四大区域总体上表现出增长效应递减特征。     

地区经济差距与人口流动:基于七国大都市区人口分布的比较研究

大都市区是一国人口的吸纳池。我国东部大都市区对人口的吸纳作用小,各大都市区的郊区和所辖县,以及多数大都市区的市区尚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吸纳外来人口。鼓励包括中西部在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大都市市区及郊区迁移,是一条减少地区和城乡经济差距,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西部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进分析

笔者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口迁移的规律和特征做出分析和判断,在此基础上运用内生人口迁移经济增长模型,实际测算了近十几年来西部各省区省际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结果显示,各省区的人均产出与人口净迁移率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但人口迁移对经济影响的强度有所差别,从整体来看,西南地区净迁移人口的作用更大一些。此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省际人口迁移伴随有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趋同),相反,正是因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扩大,才会形成以四川、新疆、陕西等为流入中心的省际迁移人口聚集地。     

经济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赶超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地方政府由竞争而采取的赶超行为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在中国特殊的经济分权模式下,这种赶超行为一方面加深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充分利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是优先发展重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了过快的资本深化。文章然后提出了理论假说,最后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赶超行为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赶超行为显著降低了劳动报酬份额;另外,文章还发现人力资本存量也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负相关。     

转型中的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转型中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内在联系;进而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结构模型,在控制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内生关系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检验证实了理论分析的推论:分权对"硬"公共品供给有明显加速作用,时"软"公共品供给有明显抑制作用;经济较差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其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分权速度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快;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减弱;分权程度变化与政府行政效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发展型政府"更偏好"硬"公共品供给,因而更偏好高分权.     

财政分权与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基于AS-AD的视角

文章基于AS-AD的分析框架,利用Blanchrd-Quah的SVAR分解方式,研究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由于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资本效率部门间的差异,财政分权在带来需求冲击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负向的供给冲击效应,二者共同的作用使得:(1)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价格与产出正向关联";(2)经济波动表现出"收-放"循环的特征,即分权导致产出增加、物价上涨,限制经济过热则导致产出与物价的下降;(3)分权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分权增加社会供给能力,而是源于分权增加了社会需求水平.根据1952-2007年的数据,文章检验了上述推论,并指出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科技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尺度的分析

本文在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础上,扩展了生产要素,测算了各个省市的科技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表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科技人力资源上,普通从业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中部主要省份的科技人力资源在近10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某些省市的科技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员浪费现象;在科技人力资源发挥作用较小的省市中,能源和资本依然是两个最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其中水资源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东部较发达省市人口下降区人口发展趋势——基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县域个案诠释

通过比照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发现人口净输入的东部9个较发达省市也出现了219个人口下降区,约占全国人口下降区总数的21.43%。这些人口下降区在形成机制、人口年龄构成、经济发展、空间分布及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借助人口发展预测模型对县域个案的分析发现,执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仅能产生较小的短期效应,长期来看无法阻止人口下降区人口总量持续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趋势。国家应高度重视正在扩大的人口下降区及其引发的社会经济冲击,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升人口下降区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加速构建县域医护快速响应系统,特别是要重点解决好人口下降区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人口迁移承接与珠三角城市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的耦合

通过梳理珠三角外来迁移人口的特征,发现长期以来,珠三角都是我国承接迁移人口最多的区域,并且增长速度快,就业结构高级化,空间分布比较集中.通过Granger检验发现,外来迁移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先进性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外来迁移人口数量与珠三角多数城市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很高的耦合协调关系,与少数城市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较高的耦合协调关系,与多数城市的社会结构之间耦合协调关系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