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制度变迁的特殊性与优化

在我国扶贫开发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区域特殊性,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制度变迁相对迟缓,而且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比其他贫困地区更强,加上扶贫委托代理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其扶贫效率较低;同时,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制度的变迁多为强制性变迁,没有经过从诱致性变迁到强制性变迁的转变过程,而且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其非正式制度存在较大摩擦,使得扶贫制度变迁的适用性较低.应加快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制度的变迁速度;引导与鼓励诱致性制度变迁,增强制度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结合;优化扶贫开发委托代理制度,实现“权责利”统一,提高扶贫效率.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河北省扶贫机制创新与脱贫对策研究

贫困是全球性的社会难题,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河北省作为我国贫困县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扶贫困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促进脱贫的快速发展,切实帮助贫困地区人口解决长远发展问题,应加快并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与扶贫开发系统机制的构建,以实现"十二五"期间消除绝对贫困和城乡共同富裕的目标。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基于3D框架对武陵山片区的个案分析

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片区扶贫是把片区作为主战场,以片区的形式组织扶贫开发。选取武陵山片区有代表性的41个县为样本,采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相关数据,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分析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基于面积的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反映出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应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有边境性、民族性、典型性等特征。采用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从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健康4个维度测算该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运用面板排序模型估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对减贫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状况得到较好改善,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均能有效较少多维贫困,其中社会资本积累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农户的人力资本发挥减贫作用。应鼓励贫困农户通过积极参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基层扶贫工作应抓落实、讲实效。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研究

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是新时期我国农村两项重要的社会救助政策,如何实现贫困对象的动态管理是目前制约两项制度顺利实施的一大难题。对重庆市贫困地区的调研表明,农村贫困对象识别存在偏差,贫困对象分类不够明确,扶持措施缺乏针对性;“福利依赖”和“贫困陷阱”现象突出,受助人口退出难;部门之间缺乏协作与联动,扶贫资源供给分散。应基于贫困对象识别机制、贫困对象分类救助机制、贫困对象自身“造血”机制、动态考核与退出机制和部门联动与资源整合机制构建科学高效的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系统,对贫困对象进行科学、规范管理,实现“应保尽保、应扶尽扶、应退尽退”的目标,提高两项制度的运行效率,维护制度的公平性。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及取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当前农村挟贫面临的难度与问题依然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农村扶贫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应是：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移,由注重解决生存贫困向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转移,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增加扶贫资金与提高扶贫资金效果相结合,坚持就地扶贫与并地移民扶贫相结合,坚持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和知识性扶贫相结合。     

基于战略管理模型的部门精准扶贫机制研究

部门扶贫是部门的职责所在,既是弥补部门在贫困地区欠账的要求,也是缓解多维贫困的必然选择。当前部门扶贫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战略规划,打乱仗、精准度低、效率不高。部门精准扶贫模式应以战略管理模型为基础,为此要加强统筹和顶层设计,明确部门扶贫相关主体责任,探索多样化的部门扶贫方式与途径,建立部门扶贫绩效目标责任制,完善立法,探索建立部门扶贫激励机制。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减贫绩效的约束与提升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是政府主导减贫实践、履行减贫职能的重要财政保障.在“十三五”全面脱贫攻坚关键时期,政府主导的减贫模式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并将投入更大规模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以改善贫困现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维护贫困人口发展权利、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彻底摆脱贫困面貌.但受制于财政资金供给能力不足、贫困识别机制存在偏差、扶贫资金运行与监管体制不完善等内外因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减贫绩效难以实现最大化甚至一度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变革相应的约束机制,充分发挥财政减贫职能,提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减贫绩效水平,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助力.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贫困精准识别及精准扶贫对策——以粤北山区为例

贫困家庭的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前提.从多维视角识别和分析贫困更能挖掘贫困的本质,为政府制定反贫困对策提供更为精准的科学依据.基于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模型,以粤北山区农村家庭为例,多维度定量测算出主要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维度和贫困家庭,并提出按贫困维度施策、按地区贫困和家庭贫困的程度决定扶贫资金的使用、建立以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机制和提高基层干部扶贫管理能力等精准扶贫对策.     

环京津贫困带旅游扶贫困境分析——基于旅游产业链的视角

旅游作为一种扶贫的方式其目标在于贫困人口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以旅游体验视角的旅游产业价值链为指导,通过研究发现,由于中心城市极化效应明显扩散效应不足,且环京津贫困带融入京津地区发展的能力较弱,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旅游扶贫困境:环京津贫困带的传统旅游产业位于价值链底端;随着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的两端延伸,旅游目的地产业价值份额不断缩小。建议通过电子商务及政府主导的产业转移,形成有利于贫困地区发展的旅游产业链分布。     

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基于湖北省徐家村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调研分析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进程不断加快,相对静态的扶贫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当前贫困退出工作需要。对湖北省徐家村的田野调查显示：贫困户与普通农户对于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的意见和态度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贫困户希望动态管理能够更加全面,普通农户则希望贫困进出通道更加畅通。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机制不够健全,如进出机制不够灵活、动态监测指标单一等问题是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共识;贫困户认为动态监测不全面,导致自身部分贫困问题得不到及时帮扶;普通农户认为贫困进出机制不灵活,一旦成为贫困户便可以长期占有扶贫资源,新的贫困群体则难以介入。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但要强化扶贫动态管理,并逐步构建科学规范、公平高效的贫困退出机制;还应坚持正向激励,强化问责督导,让贫困退出经得起社会和时间的检验。     

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在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资源匮乏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搬迁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云南省怒江州贫困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数据,采用DID模型对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在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状况进行政策评估,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总体上有利于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其中,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模式一)和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模式三)对提高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降低农户易地扶贫搬迁交易成本,并实现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的;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有利于提升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模式四)对易地扶贫搬迁绝对贫困户生计资本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却有利于提升农兼型为主的相对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造成“搬富不搬穷”的现象.此外,人力资本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     

新形势下扶贫开发瞄准机制创新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市为例

在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扶贫开发瞄准机制逐步建立。根据对湖北省恩施市扶贫开发现状、问题和扶贫效果的调研,扶贫瞄准机制运行中主要存在瞄准主体缺少必要的协调和整合、瞄准对象精度不高、瞄准项目偏重于短期效益、瞄准制度环境运行不畅等问题。面对扶贫开发的新形势和挑战,必须不断完善和创新瞄准机制。在瞄准主体上要创新扶贫资源传递机制,在瞄准对象上要创新动态瞄准机制,在瞄准项目方面要创新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实现从开发式扶贫到保护式扶贫瞄准理念的转变。     

贵州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践：成效、问题与对策思考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伴随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旅游扶贫已经成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贵州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转型发展受贫困人口参与度低、盲目开发、产品雷同、质量差、投入机制单一、扶贫绩效弱和专门人才匮乏一系列问题的困扰,因此,需要推动实施和构建政府在旅游扶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市场主体的多渠道筹资体系、有利于“贫困人口”受益的旅游扶贫模式、旅游扶贫开发的本地化产业链和加强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旅游扶贫开发应对之策。     

精准扶贫战略下的农村电商扶贫发展研究

精准扶贫战略为我国农村摆脱贫困指明了道路,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发展农村电商有利于扩大销售渠道,吸引更多的市场资源,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和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升了贫困农户的生活质量水平,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但是对农村的贫困地区而言,农村电商扶贫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电商扶贫的对策政策不够完...     

广西石漠化地区贫困现状及扶贫模式研究综述

石漠化地区历来是广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也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广西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多年来,广西不断加大石漠化地区扶贫开发力度,创新扶贫工作方式取得了显著成绩。文章总结归纳近些年学术界对广西石漠化地区贫困现状、贫困致因研究,以及扶贫模式存在的问题研究等,提出五种扶贫模式及其他扶贫模式结合对石漠化地区治理和扶贫工作的借鉴意义。     

贫困地区从扶贫开发到乡村振兴——进程、难点与路径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当前是贫困地区从扶贫开发向乡村振兴转型的重要阶段。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有着历史承接的关系。贫困地区由扶贫开发向乡村振兴的转变过程中可能面临经济自主能力不强、产业薄弱、人口结构倒挂严重、发展模式不易转变、群众致富的主观能动性不强等现实困难,同时,经济要素在城乡合理流动的制度性阻碍依然存在。论文从深化城乡体制改革、从“精准扶贫”向“精准振兴”的模式转型、从帮扶困难群体向壮大乡村市场主体和职业农民政策的转变等方面探讨了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方向,并指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正视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现实困境,尊重个体迁移流动的自主选择。     

新时期改进农村信贷扶贫工作的思考

信贷扶贫是1986年以来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扶贫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政策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农村贫困,而且有效地推动了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但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推进,信贷扶贫政策、体制等方面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极大地降低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损害了扶贫开发的效果,影响了扶贫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