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金来源变化看去杠杆的逻辑

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在2008年以来快速提高,以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都会形成较大的风险隐患,需要积极稳妥去杠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我国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其信贷资金来源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国内银行直接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提高,因而有必要结合非金融部门加杆杠的资金来源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提高其去杠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文章阐述了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现状,系统分析了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资金来源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非金融部门去杠杆的思路建议。     

股价崩盘风险、杠杆转移和金融错配

伴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日臻完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之间替代性逐渐加强，如何优化债务结构，有效、稳健地去杠杆，成为防范金融风险、改善金融错配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2003～2020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股价崩盘风险指标，分析股价崩盘风险、杠杆转移和金融错配之间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股价长期稳定和长期剧烈波动均并不利于企业债务融资和资源配置效率，适当的股价波动能够缓解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无论是考虑股价崩盘风险，抑或是股权所有制、企业规模的异质性，适当地提高杠杆率有助于缓解金融错配程度；杠杆向低股价崩盘风险、低杠杆率企业转移能够有效改善金融配置效率。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部门杠杆率、部门储蓄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国民经济的部门杠杆率及负面冲击在部门间的传染路径对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和去杠杆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既往研究由于忽视部门储蓄的内生再平衡机制,可能高估部门杠杆导致的总体风险传染性。本文基于宏观金融网络分析框架,首次通过构建传染乘数,在部门储蓄终止损失传染的模式下测度了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的传染性,并进而量化模拟了去杠杆与系统传染性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传染乘数由冲击的平衡效应和反弹效应构成,部门去杠杆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降低系统传染性。量化模拟结果表明,国外、住户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去杠杆能显著减小源自其部门内部负面冲击的传染乘数,而政府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效果较弱;多部门杠杆率联动下非金融企业部门大幅度去杠杆能有效降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银行信用风险关系研究

本文立足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测算,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变异系数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等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发展情况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总体稳定可控,但部分行业风险不容忽视;去杠杆短期内会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长期有助于化解金融风险;去杠杆对商业银行不良率攀升的影响较为显著。据此,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测算及风险防范

本文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经测算,在宏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融资工具杠杆率均处于上升通道,其中间接融资杠杆占主导地位.在微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其他直辖市水平,且呈现“国进民退”、“顾大失小”、“避轻就重”、“喜旧厌新”四个特征和趋势.究其原因,天津市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偏重,企业规模偏大、国企比例偏高等微观企业结构,股权融资参与度不足、利率水平较低等金融生态造就了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在简要分析了高杠杆率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后,本文立足于中央银行角度,从维持适应的货币环境、促进企业主体转型升级、减轻企业利息负担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四个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地方代表性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以地方代表性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不变参数模型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波动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营业利润率增加在短期内将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长期则相反;工资、在建工程、企业规模、银行依存度上升都将提高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但提升的幅度各不相同;两项资金占用和地方信贷投放规模对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变动无显著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合理对待去杠杆问题,采取多种措施,避免经济波动幅度过大.     

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国际经验

<正>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风险隐患。由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对国内金融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结构性稳杠杆的背景下，2021年非金融部门宏观杠杆率稳中略降，但整体仍处在较高水平；在经济修复、结构调整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和重点部门的风险防范依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作。     

金融结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基于2008—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0年44个国家（地区）的数据,探讨金融结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存在国别异质性,对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降低作用强于高收入国家（地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是两者关系的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系统性风险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结构指数低于第一门槛值和高于第二门槛值时,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最强。此外,国家（地区）国民储蓄率越低、银行经营越稳健、政府治理能力越强,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越显著。     

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高杠杆化的模式、影响和监管研究

近年来,在金融脱煤、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下,银行间低成本、低资本占用的同业业务快速扩张,其高杠杆、期限错配的特点在提高银行收益的同时也埋下了风险隐患。本文在详细梳理银行业同业业务主要模式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银行业同业业务提高杠杆率的机制;通过进一步阐述同业业务高杠杆率对银行的主要影响以及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论证了同业业务去杠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最后借鉴欧美等国的去杠杆经验,对规范我国同业业务发展提出了建议。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金融去杠杆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研究

近年来,在宏观经济情况下行、利率市场化等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各类企业负债量激增,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在金融去杠杆政策下,金融管制加强,商业银行需要适度降低杠杆,流动性风险凸现。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可以适度测量商业银行对流动性风险的承受能力,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提前预防流动性风险。     

中国杠杆率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北大核心CSSCISSCI

去杠杆问题不仅是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对此,本文将着重分析中国杠杆率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的问题。研究表明,虽然中国的全社会杠杆率并不是全球最高,但非政府部门杠杆率却位居世界前列,这是政府、学术界等部门如此关注杠杆率问题的根源。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通过政府加杠杆帮助个人、企业去杠杆是非政府部门去杠杆的主要做法。结合政府杠杆率空间的测算表明,中国政府杠杆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中国政府仍然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非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得到缓解。     

新常态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的思考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一路攀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过渡,非金融企业也经历了从"去杠杆"到"稳杠杆"的逐步转变。然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宏观杠杆率再次大幅攀升,给原本处于世界高位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如何科学控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趋于合理区间,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非对称性去杠杆诱发的“次生风险”问题研究

<正>2017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金融风险形势整体平稳可控,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杠杆率总体可控的表象下则是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前一阶段加杠杆的主体,而民营企业却成为现阶段去杠杆的主要对象。"权""责"错配的非对称性去杠杆极易诱发"次生风险",威胁区域金融稳定,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应高度重视这一"化解风险的风险",实行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发展,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方略。     

去杠杆背景下银行业资产结构变化与趋势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银行业经历了快速加杠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结构性高杠杆特点较为突出,表外资产相较于表内资产杠杆率更高,中小型商业银行较之大型商业银行杠杆率更高,这也决定了其将成为去杠杆的重点。始于2016年的去杠杆降低了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增速,中小型商业银行因去杠杆更明显而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占比降低,银行业资产结构也呈现金融同业资产占比减少等变化。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银行业总资产增速会降低至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增速变化会呈现不同的特点,银行业资产结构中金融同业资产占比将较为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