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２００５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３２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２０４３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1990-2010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32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劳动力变迁助推经济转型：基于人口结构的研究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有关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议题越来越激烈。文章基于对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研究,突破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惯性思维,分析了我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合理预计了我国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这种人口结构的变迁有助于带动消费增长,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微观机理研究：理论与实践

劳动力市场变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又反过来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本文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联立方程,运用2001～2011年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内生性,结果发现：资本、劳动和市场因素将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因素、宏观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起到决定作用,劳动力与资本供给达到平衡才能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此外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产业结构转型是相互作用的,可以通过产业和劳动力的聚集与分散效应,实现劳动力市场完善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协调发展。     

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分析——“民工荒”现象的又一种解释

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由于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存在而导致的。随着工资率的上涨,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将减少,从而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微观主体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刘易斯拐点＂前期,可以预计,农民工收入将步入快速增长期,从而给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新的约束条件。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与出口程度具有正相关性,但到达“刘易斯转折点”（2004年左右）后,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方面的表现逐渐受到削弱。采用2000—2008年我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分阶段、分类型测算其出口份额和资本密度的变化,结果表明,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份额显著下降,其中劳动力成本占比越高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大;同时,制造业企业也逐渐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根据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东部地区应逐步发展高端产业,中西部地区应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进一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与蔡昉先生商榷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是理论界激烈争议的热门话题。以蔡防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于2003年左右进入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以樊纲和白南生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尚未到达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本文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工资状况和人口抚养比变化三个方面对蔡防先生提出的“刘易斯拐点”提出质疑。本文认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刘易斯拐点”引发革命性变革

刘易斯创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上的,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市场还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并由此而派生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     

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看我国“增长型失业”?

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以至出现了所谓的“增长型失业”。从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看,由于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国有企业改革、隐性失业的显性化、自愿失业以及高校盲目扩招,使劳动力供给未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从劳动力需求方面看,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且产业结构的偏离度高,产业结构的扭曲导致就业吸纳能力降低。因此,我国的“增长型失业”实质是“结构性失业”,必须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改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和城镇化的片面理解,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路子,改革当前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与模式,并不断完善失业统计核算制度。     

重庆中长期劳动力变动及供需预测与启示

根据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计算,劳动力资源比重低、劳动参与率10年来持续下降以及劳动力人口年龄偏大、文化素质较低是重庆劳动力资源的现状;预测分析表明,劳动力规模下降趋势难以逆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将从供过于求逐渐走向结构性供不应求是未来重庆劳动力供需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应及时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加快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建立统筹城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体系,并适时、适度调整人口政策。同时,目前影响我国区域人口规模的因素中总和生育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而迁移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各地区应制定有吸引力的人口迁移政策,以在未来的劳动力资源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     

劳动力供给与结构性就业矛盾：特征、冲击与纾解

“十四五”时期,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基于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内涵,从劳动力特征入手,剖析了当前我国就业状况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我国潜在就业规模在减少,就业质量进一步提升;同时,城乡就业格局发生逆转,城镇就业压力凸显,且产业间就业分化不断加剧。从形成根源来看,技术进步与产业变革对劳动力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创造更多高要求就业需求的同时,也引发对低要求就业的劳动替代冲击。在城镇结构性就业压力下,受到劳动冲击的群体主要集中于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因“智能替代”而失业的技术工人。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目标,关键在于破解劳动力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需求端要增强“三新”经济作为就业“蓄水池”的韧性,供给端要推动现代教育体系建设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匹配端要加快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建设以保障要素流动。     

刘易斯拐点、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达到或通过了刘易斯拐点,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使得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分化。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是我国产业结构特征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反映,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产业结构。     

劳动力成本抑制还是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鲍莫尔成本病”的克服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够倒逼服务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这种倒逼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企业会通过降低资本劳动比来抑制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劳动力成本较高时,企业会提高资本劳动比来促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致的劳动-资本替代机制、劳动力间替代机制是驱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中介渠道,此外在要素市场发育更好、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研发投入更高的内部环境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与赋能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基于四次农村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3年间的四次农村社会调查资料,对农村劳动力及外出劳动力规模和结构变动趋势、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价格和农业劳动力收入变动趋势等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规模下降和老化趋势明显,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不断下降且回流比例不断提高,在外出劳动力工资价格大幅持续上涨的同时,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条件基本可以印证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区域发展差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在分析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和劳动力成本冲击的基础上,采用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测算并分析在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制造业以及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转变,并分别分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制造业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正经历在从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的转变,优先发展的沿海地区会更早地经历劳动供给的短缺而面临“用工荒”,吸引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中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然式微;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维系更长的时间,引导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要素成本效应则逐渐增强;目前,上述作用和趋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显著。     

“刘易斯拐点”已现:“民工荒”与“涨薪潮”

本文通过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涨薪潮"和"劳资纠纷"现象,根据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新态势,综合判定我国经济过程中第一个"刘易斯拐点"(短缺点)已经出现。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刘易斯转折区域"这一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严重。随着"刘易斯拐点"出现,我国农村劳动力供需状况发生实质性变化,这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政策带来新的挑战,需要有关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比较及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劳动力规模和就业状况差异显著,劳动力资源大国的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空间也持续缩小;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劳动力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别;各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质量和技能水平呈现明显的层次性,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随着各国人力资本增长而提升;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风险管控能力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不一,但国际贸易增长、对外投资扩张和人口跨国流动也为劳动力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国家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总量和结构方面优劣势并存,应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并积极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促使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全球视野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与应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引致资本外流,制造业空心化风险逐步加大。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全球比较表明,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弱化：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被其他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是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劳动报酬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低于需求增速,而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短缺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简单地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企业必须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竞争和差异化竞争。政府应致力于提高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以降低企业成本。     

我国劳动力市场需求数量影响因素探究——基于中国市场刘易斯拐点理论

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指出,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基于中国市场刘易斯观点理论的基础,分析指出我国现阶段处在刘易斯第一拐点与第二拐点之间。文章通过生产函数反演定量的方法,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因素,重新分析测定在2016~2020年期间我国劳动市场的供求变化。最后得出,在我国人力资本投入的初级阶段,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可以延缓"人口红利"的消退。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劳动力供给研究——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

作为人口净流失和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泰州“十二五”时期会面临着普通劳动力与技术人才同时短缺的问题。因此,提高适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加强培养区域发展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提高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必将成为泰州各级政府长期的重要目标。文章从纵深的角度分析劳动力就业数量和结构变化的趋势,以及对未来泰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劳动就业变化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加强劳动力培养、优化劳动力供给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