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Tobit模型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分析

文章运用DEA模型,结合1033个农户的相关数据,分析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减贫效应,并进一步运用T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农地流转减贫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但其中对于流出户来说,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明显高于流入户的减贫效应;且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高于西部,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高于中部地区;此外,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程度、农户所在村距县政府的距离以及农户家庭老年人数是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要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农地流转,推广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要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质量。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分析——基于5省121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首先基于贫困的多维特性分析了农地流转促进贫困减缓的理论机理,然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5省1218户农户3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的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和就业维度的减贫效应尤为突出,教育维度减贫效应逐渐显现。但是,农地流入和农地流出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农地流出的就业减贫效应、收入减贫效应要更显著,农地流入具有极不明显的教育减贫效应。本文研究的重要政策意义在于:推进农地流转可能是增加家庭收入、提升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保障其权利进而促进全面脱贫攻坚的一个新思路。     

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生产资源优化配置视角

研究目的：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因果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实证依据和有益启示。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BP神经网络赋权模型和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然后使用工具变量法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土地流转显著减轻了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且土地流出对5个子维度的相对贫困均存在稳健的减贫作用,而土地流入的减贫效应主要集中于家庭可行能力、发展机会、社会保险3个维度。（2）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优化农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实现多维度的减贫效应。（3）土地流转对西部地区和农业产值较低县域的农户,以及家庭劳动力年龄较低和土地价值较低的农户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土地流转有助于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培育自我发展的长效机制,其福利效应可以缩小地区间和人群间差异。基于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统一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     

全面脱贫后农村多维贫困测量研究

对农民家庭的贫困进行多维测量和识别是解决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前提。使用修正的A-F多维贫困测量法,以"能力—权力"框架构建评估维度和指标体系,评估全面脱贫后中部农村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结果显示: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依然较高,脱贫户与非建档立卡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差异较大,但两者的贫困强度接近。进一步分解发现,中部农村地区呈现出两极差异化的减贫成效。一方面,社会权力对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较低,贫困群体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权力得到极大彰显;另一方面,表征农户发展能力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达到84.4%,且脱贫户与非建档立卡户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从区域入手,就不同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和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最终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产生的减贫效应最为强烈,西部地区的贫困群体具有显著的脆弱性,然而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减贫效应比中部地区要高,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减贫效应最小。     

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省级层面的实证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8年中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特征。研究结果：（1）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耕地流转面积在省域层面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贫困发生率与耕地流转面积之间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2）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省份的农地流转会间接促进本省的农村减贫;（3）农地流转促进农村减贫的过程存在门槛特征,在农业生产效率及经济发展水平两个门槛解释变量下,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分别呈现出持续上升和先升后降的特征;（4）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在农林牧渔总产值较低的省份中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更强,而在农林牧渔总产值较高的省份该作用则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要解决好中国的贫困问题应全面统筹,注重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全国各省农地有序流转,促进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实现全面脱贫。     

农户林地流转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粤、浙、皖3省的农户调查

森林资源丰富与贫困聚集并存,且"均山"改革下的林地细碎化又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而通过林地流转实现贫困缓解却存在树种依赖。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农村林业改革发展监测数据,在分树种测算农户生产效率的基础上,将林地流转引发的效率变化对农户经营收入影响产生的绝对减贫效应和相对减贫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农户林地生产效率较低且不同农户间的效率差异明显;经营杉木与松木的农户通过林地流转能够实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缓解,但对经营果树而言,生产效率更高的农户从林地流转中获益更多,形成相对剥夺,农户间相对贫困加剧;毛竹经营不存在规模依赖,林地流转也不存在减贫效应。林地流转的政策鼓励需要考虑利益导向,同时关注村庄内部的不平等。     

多维视阈下土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CFPS2018微观数据分析

目的 土地流转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探索,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路径,以土地流转为抓手对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4 445份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收入和贫困脆弱性两个维度入手,构建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分析土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结果 （1）在收入维度下,土地流转户的家庭收入水平相比未流转户高12.07%,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和工资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增加的关键因素;（2）在贫困脆弱性维度下,土地流转户的贫困脆弱性比未流转户低5.13%,西部地区贫困脆弱性水平为0.419远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3）从土地流转方式来看,土地转出户的贫困脆弱性比土地转入户显著低0.018,通过PSM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结论 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的土地流转特征出台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存在社会互动效应吗？

研究目的:分析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社会互动效应,以期更好地解读农户的行为决策,为农地流转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离散选择互动模型,Logit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转出行为存在显著的内生互动效应,同村庄其他农户的转出行为正向影响个体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2)内生互动效应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的农户对他人转出行为更敏感,流转决策的依赖性更强。(3)非农经营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经营非农产业不仅影响自身的农地流转决策,还会提高其他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研究结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并非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相关政策可以通过优先干预部分农户、鼓励非农创业的方式促进农地使用权有序流转。     

农村居民点集中与农地流转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的：以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典型地区的农户作为案例,分析农村居民点用地集中与农地流转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为推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Logistic模型。研究结果：（1）农村居民点集中意愿由低到高顺序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农村居民点集中意愿受农地规模经营显著影响,而自种+转包/租赁方式影响都不显著;（3）年龄、家庭收入、补偿方案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集中影响显著,而承包地经营方式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三个典型地区的农村居民点集中与农地流转中的规模经营具有显著相关性,且受到年龄、家庭收入、补偿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农户相对贫困测度及互联网的减贫效应

相对贫困具有主客观双重属性,既是个体与参照群体相比较确实存在的客观差距,也是心理层面与参照群体相比产生的主观被剥夺感。本文基于CFPS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结合A-F指数测度了农户相对贫困,并分析了互联网使用的减贫效应,得到如下结论:(1)样本农户2014～2018年客观相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情况有所缓解,但面临的客观剥夺和主观剥夺均比较严峻,尤其是客观剥夺,改善民生、缩小差距仍是现阶段的重中之重。(2)从区域分布情况来看,不管是客观相对贫困还是主观相对贫困,西部地区均高于样本平均水平,贫困叠加,反贫困任务艰巨,仍然是治理相对贫困的重点区域。(3)互联网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有利于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且对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大于主观相对贫困,互联网发展行为的减贫效应大于互联网生活行为,其结果具有稳健性。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21个省份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改善效应在处于不同贫困强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异:能够显著改善贫困强度较轻(处于一维贫困和二维贫困)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但对贫困强度较重(处于三维贫困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机制对不同维度贫困的改善效应也有差异:能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收入、教育和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不能显著改善他们在健康和保险维度的贫困状况。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实现中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其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引导农村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来自陕西省延安市513个退耕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研究生态脆弱区多维贫困的产生原因及影响机理,对农村地区减贫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为例,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Probit、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农户贫困发生率较高,37. 82%的农户陷入多维贫困,25. 93%的农户收入维度贫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均对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识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声望对多维贫困识别影响显著,但对多维贫困指数影响不显著;总社会资本量能显著抑制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和减轻贫困程度。此外,家庭成员是否居住在一起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负向影响,相对于男性为户主的家庭,女性户主家庭更易产生贫困缺失。     

乡村数字化何以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以乡村数字化发展为嵌入点,分析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机理,结合实证方法剖析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差异表征与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乡村数字化可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效应为-0.13。（2）乡村数字化可通过提升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社会融入度减轻自身贫困程度,两者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6%和24%。（3）在未接受政府补助、贫困程度较高以及从事非林业生产的家庭中,数字减贫能发挥较大功效。（4）我国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显著的省际空间自相关,乡村数字化发展会缓解本省份和临近省份的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从促进就业和融入度两方面揭示数字减贫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并从家庭是否进行林业生产活动等角度分析数字减贫的差异表征,丰富现有减贫研究方法与视角,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新思路。文章得出政策启示：培育农户新型职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广泛设立农村就业岗位,建设数字化社交平台,强调物质经济援助与激发自主能力并重;积极培育林区...     

农户多维贫困程度与特征分析——基于山西农村贫困监测数据

运用UNDP关于M P I计算方法,使用2009年山西省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算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6.1%的农户处于多维贫困中,教育维度贫困率17.8%,健康维度贫困率16.2%,生活水平维度贫困主要表现在生活燃料、住房、饮用水方面;多维贫困发生率与收入贫困发生率存在相关关系;不同区域农户多维贫困存在较大维度与程度差异。     

基于农户层面的农地整理对于农用地流转影响分析——以湖北省汉川市为例

研究农地整理对农户农用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对于完善我国农地流转制度以及促进农村农地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依据湖北省汉川市10个乡镇的248份农户调查调查问卷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对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农地整理状况的农田亩均灌溉成本对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可顺畅排水的农田比重对农地转入转出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农田道路的通车情况对农地流转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不同农地经营权流转方式的空间依赖性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不同农地经营权流转方式的空间依赖性。研究方法:基于2015年省级截面数据,对转包、出租和入股三种农地经营权流转方式进行全局与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讨不同流转方式下空间依赖的机制及强度。研究结果:(1)全局层面,经营权流转空间收敛特征显著,转包和出租方式表现为空间正自相关,入股方式则呈现随机分布特征;(2)局部层面,"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各省区主要空间聚集模式,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冷点区域主要分布于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同一省区、不同流转方式下,空间聚集模式存在显著差异;(3)针对不同流转方式,基于传统最小二乘法回归的残差项检验均拒绝无空间依赖关系的原假设;进一步使用SLM和SARAR空间计量模型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整体层面的经营权流转、转包以及出租等流转方式均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研究结论:不同农地流转方式具有经济行为上的空间规律,不应简单地视流转为一个抽象概念,应将具体的流转行为从空间依赖和空间异质层面纳入政策制定过程,更为精准地制定具有区域化与省域化特征的农地流转政策。     

关系治理还是契约治理：农地流转治理结构的 转型逻辑与区域差异研究

研究目的：为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从制度、经济与文化三个层面分析农地流转治理结构的转型逻辑与区域差异。研究方法：逻辑演绎法,Biprobit模型。研究结果：（1）促进农地流转从关系治理向契约治理转型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产权的界定与实施、流转租金的上涨和人情往来的减少。（2）农地流转治理结构及其转型逻辑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和西部地区更偏向契约治理,中部地区更偏向关系治理。在驱动因素上,东部地区较高的流转租金和完善的土地流转服务是主要的转型驱动力,中部地区的人情文化传统较深,阻碍了农地流转的市场化转型,西部地区的土地确权颁证率较高,发挥出了明显的确权效应。研究结论：（1）完善的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流转市场的基石,不仅要保障产权明晰,还要构建有效的产权实施机制;（2）经济利益是驱动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重要因素,要促进农地价值形成合理的价格参照系;（3）文化观念是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重要支撑,要协调好市场观念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4）需因地制宜地推进农地流转市场转型。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农户脱贫?——基于CFPS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FPS2018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地区农户脱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两种贫困维度下,非正规金融均能正向显著地促进农户脱贫;上述脱贫效应对不同类型农户、不同地域存在差异。结果显示,从农户类型来看,非正规金融对农户的脱贫效应集中在非农户中;从地域划分来看,非正规金融主要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存在显著的脱贫效应,而对东部地区无显著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对我国非正规金融规范发展和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