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性质与形成机制

运用最优改进C-P概率法测度中国的通胀预期,发现我国居民预期能够较好地利用部分通胀信息且具有一定的无偏性,性质类型应为有限的亚理性预期。中国通胀预期的形成机制受到实际通胀率惯性和预期通胀率自身变动的双重影响。从短期动态调整来看,居民具有信息"短记忆"的特点,即仅对滞后近几期的信息才有记忆和影响;从长期动态调整来看,预期通胀率和实际通胀率的标准差冲击,对二者的影响互为正向且持续长度、冲击作用力随时间推移而减弱,说明我国通胀率自身具有惯性与波动性,居民的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之间互为因果,并具有自我实现、逐步衰减的特征。     

基于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货币政策效果分析

为应对2008年末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我国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伴随着经济快速回暖的同时,通胀压力也逐渐增大,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逐渐减弱。本文通过建立不同期限利率同货币冲击、产出和预期通胀的VEC模型发现：货币冲击导致名义利率和预期通胀的持续上升,实际通胀在货币刺激后的4—5个季度形成高峰;经济复苏同样在货币冲击的4—5个季度后达到顶点,此后,政策对产出的影响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而通胀水平将在此后维持高位运行。实证研究结果同实际的经济数据走势基本吻合,较为真实地评估了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效果。在全球潜在的新一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的大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我国当前及未来的货币政策效果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依据。     

通胀预期理性修正模型与居民消费约束检验

目前扩大国内消费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借鉴FRB/Global模型的通胀预期理性修正技术,构建我国消费测度的通胀预期理性修正模型,分析影响居民消费因素可知,基于2000—2011年季度数据的预期修正模型可较好地解释我国消费现实。通过收入对消费影响程度增加,通胀预期上升,但居民仍然出现储蓄意愿增强和消费下降,以及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表现出的负相关的信息,对居民消费约束进行检验。     

我国通货膨胀预期中的锚定效应研究

以心理学中的锚定理论为基础,对有限理性下的通胀预期理论进行了扩展,提出了关于通胀预期锚定效应的三个假设。利用我国1994年1月至2007年11月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我国通胀预期中存在着锚定效应,具体表现为:在通胀预期形成中主要锚定滞后一期的通胀率;高通胀阶段和低通胀阶段都存在通胀预期的锚定作用,但高通胀阶段的锚定作用更大;在通胀预期中对不同商品价格变动的锚定是有显著差别的,其中食品价格和衣着价格的锚定作用较大。     

公众通胀预期对通胀水平影响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人民银行居民储户问卷调查时间序列数据,测度出通胀预期水平.通过建立协整模型,研究通胀预期和通胀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进一步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了二者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研究发现,通胀预期与通胀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物价上涨预期会在短期内推动物价上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管理通胀预期的应对策略.     

中国通胀与产出的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分析

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问题的讨论,利用拓展后的卡尔曼滤波解决了状态空间模型的非线性问题,并以此对中国开放条件下的变系数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的;中国的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速自2011年以来同步放缓,但实际增速始终低于潜在增速;危机过后通胀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总需求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近年来政府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更是成功避免了中国通缩的发生;国际价格波动对于中国内部通胀的影响有限。因此,处理好"稳通胀"与"保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加强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是货币当局进行相应宏观调控的关键。     

理性对待通胀预期的几点思考

CPI连续三个月正增长,央行两个月内连续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引起了媒体对通胀预期的大肆渲染,导致了人们情绪上的恐慌。为此,文章认为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对待通胀预期;认清炒作通胀预期的危害;认识到在我国当前形势下适度的通胀有利于保增长、促就业;科学的实施通胀预期管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搞好宏观调控和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经济行为主体通胀预期引导与管理——基于西安市的实证分析

通胀预期虽然不必然导致通胀,但它却可以为通胀的发生创造条件。要有效治理通胀,必须要管理与引导好通胀预期。本文以西安市居民通胀预期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时变参数法对居民通胀预期进行了度量,研究了居民通胀预期与真实通胀之间的关系、通胀预期的形成及其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前我国进行通胀预期引导与管理的难点,结合国际通胀预期管理的实践经验,提出符合国情的通胀预期引导与管理的政策建议和具体措施。     

中国利率期限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应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我国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定经济,仅2009年上半年信贷投放量就高达7．37万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攀升,通胀预期日趋明显。在此情形下,评估当前货币政策对于市场利率的短期和长期的效果极为重要。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货币冲击能够降低不同期限的基准利率,且利率的期限越短,受货币冲击的影响越显著：预期通胀对于不同期限的影响冲击为正,且利率期限越长,利率受预期通胀的影响越大。     

当前通货膨胀下的宏观政策选择

当前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难题。一方面,经济体系内在的失衡促使物价上涨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对于伴随着经济过热的通胀蔓延,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必然会使经济和社会稳定遭受严重冲击。本文通过研究表明,当前的通胀是经济内在的隐形通胀得以显性化的结果,而政府必须采取多种宏观政策协调治理通胀,并努力降低通胀预期,保障民生利益不受损害。     

货币超发还是输入通胀？——基于MS—VAR模型的视角

通货膨胀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固有的内生性使得采用单方程分析不可避免会产生偏差。本文运用MS—VAR模型并利用2001年1月～2011年12月月度数据对我国通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高通胀水平下货币供应量、石油价格波动以及国内需求和通胀预期对价格水平均会产生正向冲击,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于价格水平的累计冲击响应效应为负;（2）相对而言,货币供应量变动对于通胀水平影响最大。（3）货币供应量上升太快是我国2007年下半年来物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汇率变动以及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等外部冲击因素关系不大。     

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结合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微观公司定价机制,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多样化的发展,并对货币政策制定机构的政策提出了可行的建议。最新的理论从相对工资、后顾性行为、不完全要素市场、粘性信息、不完全理性预期以及适应性学习等角度出发,不断充实了价格粘性、通胀惯性的微观基础。     

我国通货膨胀惯性及其货币政策启示——基于后顾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货膨胀惯性内生于通货膨胀动态演进系统中,并会制约外生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而导致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成本增大。纯前瞻性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不包含内在的通货膨胀惯性,无法用来描述和解释通货膨胀惯性问题。构建包含通货膨胀粘性假设的后顾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采用1996—2013年的季度数据来描述我国通货膨胀的惯性动态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具有较强的惯性,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显著。较高的通货膨胀惯性意味着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较高的反通货膨胀成本,中央银行应该赋予控制通货膨胀目标更高的权重,并将市场型货币政策工具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     

货币政策预期研究

本文对货币政策预期引导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并建立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引导预期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公众产出和通胀预期对货币政策变动是敏感的,其中通胀预期对货币数量的敏感度大于利率;而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对公众预期做出了反应,具有前瞻性.因此,现阶段应当完善基于存款准备金率平滑的货币数量动态微调政策为主,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平滑和公告操作相搭配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     

关于我国通胀成因及对策的思考

1994年是我国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一年，通胀率在20%以上，为历年之最高。按照一般的经济惯例，这样严重的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将是巨太的。比如，公众会因通胀预期的趋势而去储物保值，导致需求短期内的突然扩张，出现象1989年那样的挤兑抢购的热潮。随之而米的是供应进一步紧张，供需的矛盾推动价格的继续上升；人民币成为“烫手的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加快，加速与实物商品的兑现，     

不同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与预期管理优化——以货币政策预期和技术进步预期为例

“预期转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优化预期管理来提振预期。现实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研究单个预期（特别是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对不同预期的叠加效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将预期分为政策预期（基于政府制定、调整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预期）和非政策预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等形成的预期）,并认为：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相契合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会对政策有效性产生“累进（退）”效应;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错位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对政策有效性会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相应的预期管理操作会使经济主体产生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并激励其采取积极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实经济中良好的技术进步态势会使经济主体形成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并促使采取积极的创新、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两种正向预期的叠加则会进一步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描述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运用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无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存在技术进步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双重预期冲击”4种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种预期冲击均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并在总体上形成叠加“累进”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基于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二是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回避以往研究中量价工具“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三是运用SV-TVP-FAVAR模型为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预期管理体系。要正确认识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契合与错位,利用政策预期增强（弱化）积极（消极）的非政策预期,并优化各种预期管理之间的方式匹配和期限组合;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要提高各种政策调整之间的协同性,并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非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则要完善宏观经济信息传导机制,并改善市场环境。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需要提高政策调整及工具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不断完善央行沟通、前瞻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实现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有效。     

全球金融危机后菲利普斯曲线的扁平化——特征表现、 理论成因及启示

菲利普斯曲线是宏观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在对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简要回顾的基础上,基于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对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的特征和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通胀动态机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菲利普斯曲线呈现扁平化特征,这主要受到通胀目标制下通胀预期被锚定、 金融危机后价格刚性上升、 劳动力市场结构改变、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消费者偏好变化、 厂商生产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对于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的讨论仍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总的来看,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反映了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内在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一研究对探讨中国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通胀动态机制,分析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约束和结构性特征的变化,完善基础数据统计和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研究,推进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试析中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逻辑

自2007开始,通货膨胀又成为广泛关注的重要经济问题。通货膨胀长期的危害性,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得到了证实。2007年以来通胀率的上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对于本轮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发展趋势,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本文运用总需求、总供给两大工具对此作出分析、并得出结论:本轮通货膨胀实际起源于2003年,而不是在通货膨胀得到广泛关注的2007年;总需求拉动是本轮通货膨胀的起因,且需求过旺导致需求拉动型通胀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成本推动型通胀在中国并未出现,但是压力越来越大,若不加以有效控制,很可能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中国通货膨胀既受到总需求影响,又受到总供给冲击,供求混合型通胀可能将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宏观调控难度将大大提高。     

基于理性预期对我国货币政策中性问题的检验

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货币政策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国际上对货币政策的中性问题一直有着争论.本文首先对理性预期理论假说和货币中性问题进行回顾,通过使用单位根等计量方法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在1990-2013年间货币供给量、实际产出和物价水平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了在中国货币存在着中、短期非中性,长期中性的结论.因此长期来看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方向应该是注重货币政策的宏观调节方面而并不是仅仅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调节宏观经济.在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前提下,货币政策的目标首先应该是稳定物价,避免通胀,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货币市场大环境.     

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动态的影响及政策挑战——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但广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效应尚待深入研究。基于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将人工智能投资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和短期动态分析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动态的影响。稳态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投资效率提高和使用范围扩大均会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产出水平,但对长期或趋势通胀没有影响;在人工智能发展初级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下降,而在相对高级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上升。短期动态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投资效率的提高还是使用范围的扩大,都会导致通胀及实际边际成本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等外生冲击的反应变弱。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通胀动态与实际经济活动变化间的联系减弱,其原因是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作用使工资调整不再是应对外生冲击的必然选择,进而改变了外生冲击通过影响工资来影响通胀的传导机制。因此,发展人工智能在促进生产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的同时,还会改变宏观经济变量间的传导机制,进而对通胀等政策调控目标变量的准确预测以及政策调整和实施的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也为金融理论研究提出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