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口的计量问题

(一) 由人丁数字来推算人口数字是清代人口计量中的一大难题。 1.清初的统计口径是丁不是口 清代至乾隆六年后有比较全面的人口数字,问题主要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人口数字应如何计量,现有的“人丁户口”数字应如何看待。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朝的“人丁户口”数为一千几百万,康熙二十五年以后超过二千万,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为2,642万,乾隆六年(1741年)一下子增到14,341万人,七年之后人增五倍,未免突然。过去在十一种著述中都肯定乾隆六年前的数字是人口数,认为清初社会经济残破,人口锐减,经过恢复,人口增长是极快的,而快是快在乾隆之初。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之表示怀疑,认为自顺治到雍正,“人丁户口”数字实是单指男丁而言,     

我悟“颜回偷食”

颜回是孔子的学生,在《吕氏春秋》和《孔子家语》中都有关于他"偷食"的记载。《孔子家语》卷五《困厄》中记载说:有一次,孔夫子与众弟子们在陈、蔡的地方连续困了七天,没有食物可以吃。后来子贡突破重围,用自己的财物到外     

新亚欧大陆桥 构建中国战略纵深——兼谈“中国的利益中心到底在哪”

中国的利益中心到底在哪？《中国的利益中心底在哪》一文（《环球时报》2007年12月9日）告我们：“中国发达的制造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一个广东省，产值是西藏的91倍。是青海的42倍。即使有西部的出口，沿海地区的货物也不可能走陆路。”文章还认为，“历史没有记载任何一个人沿‘丝绸之路’从长安到达罗马，中国西部不仅从前没有现在仍然没有通往西方顺畅的贸易通道”.     

世界上大城市有多少

据七十年代末的统计,全世界约有16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其中人口超过200万的有66个,超过500万的有18个,超过1,000万的有4个(墨西哥城、纽约、东京、上海)。以上统计,有的是市区人口数,有的连郊区以及卫星城镇人口数也包括在内。     

旧中国市建制的设置

1909年1月18日清政府公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以府、厅、州、县治城厢为“城”,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屯集等,人口满五万以上的为“镇”,不满五万的为乡。同年,又另订《京师地方自治章程》。这两个章程,是我国市建制设置的开端。1921年7月,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颁发了一个《市自治制》,这是我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的关于市建制设置的正式文件。该条例规定首都、省会、商埠、县治城厢及其他满一万人口以上的地方得设市;市分为普通市和特别市两种。     

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

<正> 不久前出版的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一次公布了从1949年到1982年共三十四年中每个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数字,其中包括十年内乱即“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1976年)每个年度的数字(1982年出版的《年鉴》,有些指标只列每个阶段头年和末年的数字)。有些人问:“文化大革命”中统计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破坏,这十年的统计数字是怎样取得的?它的可靠性如何?从发表的数字看,“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4.9％,这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说这些数字     

住宅居住面积是否应该包括客厅

广州市1985年人均居住面积出现了三个数字:4.65平方米、5.59平方米和7.859平方米,最大值和最小值竟然相差3.209平方米。原因是什么?问题出在对“居住面积”指标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先看计算公式:人均居住面积=住宅居住面积/城市人口可见人均居住面积取决于住宅居住面积和城市人口两个数据。“城市人口”的概念比较明确,城乡建设部规定它是指与房屋居住面积统计范围相一致的居住在市区和市郊的非农业人口数。这一数据可从公安部门的常住人口统计中取得。但“住宅居住面积”这一指标却无法在定期统计中取得实测的全面统计资料;现行计算方法,一般用折算系数计     

休闲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休养生息”和“与民休息”政策。韩愈在《平淮西碑》说到：“高宗中睿,休养生息”。《汉书·昭帝纪》中也有记载：“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役,与民休息。”所谓“休养”就是休息调养,指在战争或社会大动荡之后,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生活,恢复元气。休养生息政策是古代在大动荡或长期战乱以后,统治者不搞劳民伤财、严刑酷法的统治,改以宽刑薄赋的政策,     

《新唐书·食货志》有关井盐记载释疑——兼与古贺登氏商榷

(一) 《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四》载云: “有唐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阆、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 此书修成整整九百年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唐代史研究会发起人古贺登先生,在《续唐代井盐考——再论新唐书食货志中有关井盐的记载》一文中,对以上引文的可靠性提出了异议,其要旨为:“黔州在开元二十一年前属于江南道管辖,后来成了黔中道首府,在整个唐代从未属于山南西道”;“位于剑南道西南端的巂州,不可能属于山南西道”;“新唐志记载着贞元、元和时的情况”,所记井数“与唐代的可以信凭的《通典》所记载的九十一口盐井的数字差距相当大”;认为“新唐志的作者显然不是把可靠的唐代记录作为依据而写成”,“是完全不可信的”,“我可以断定当时不可能有六百四十个盐井”;并且进而推论道:     

古代的广州城

楚亭楚亭是广州最早的立城记载,称“楚庭郢”。郢和城通。据黄佐《广东通志》称:“楚亭郢在番禺。”周夷王(前862)时,楚国统治广州,故建城于此。仇池石《羊城古钞》卷四称:“越时事楚,有楚亭郢。”商代虽有“定南越进贡”的记载,尧帝也有“宅南交”的记载,但均未见有建城记录,故楚庭是最早     

广州水上居民的“疍艇”

水上居民,史称“疍民”。他们长期浮居水上,以艇为家。解放前,他们受尽剥削和压迫,社会地位低人一等,被视为“贱民”,不准与陆上人通婚,不准上岸居住。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和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广州市公安局人口调查统计,全市疍民约有112,000人左右,占广州市当时人口的10%。(据黄云波《广州疍俗杂谈》,     

咫尺性命轻鸿毛——韩愈在粵诗文述评

韩愈两次贬粵期间所写的诗文是他全部诗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诗文,据各注本编年看,较确定的有诗32首(其中作于贬阳山时14首,作于贬潮州时18首),文18篇(其中作于贬阳山时6篇,作于贬潮州时12篇)。从数量看,这些作品在他全部诗文中占的比重很小,但从内容和形式上看,这些诗文对于我们了解韩愈的重要经历、思想性格、艺术成就是不可或缺的。就其内容来说,有下列两点值得一提:     

吴天明“人生”永不“变脸”

“西望长安，有个西影厂；西望长安，有个吴天明。”这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电影圈流传的一句话。 从《人生》到《老井》，再到《变脸》，他以一部又一部经典巨制，成为新时期西部电影的重量级人物。     

“食货”杂说

治中国古代经济史,不可不通“食货”。近年来,由于工作关系,自己也由着兴致,读了一些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资料,于是,草草整理读书所记有关“食货”的零零散散的东西,便有了这篇《“食货”杂说》。 ①何谓食货,农事耕稼为食,桑织及诸手工业、商业为货。 ②相传周代箕子曾向周武王作关于治理天下政治经济原则的八项建议,记于《尚书·洪范》,即“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食货”位居“八政”之首,因其乃“生民之本”。但“八政”非记事,只是政策性建议,言之未详,不便查考之处甚多。 ③有关“食货”典章制度的专门记载,始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平准书》所记主要是物价政策和货币沿革。“平准”之名,即稳定物价之意。司马迁说:“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     

略论韩愈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继孔子之后,曾经出现过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教育家——韩愈。韩愈,这位一生“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旧唐书·韩愈传》)的教育“百世师”(《潮州韩文公祠石碑文》),在唐中叶人们精神信仰发生严重危机的关头,立“圣人”,兴“名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并提出了封建主义的“教育救国”理论,为中国封建社会从“私塾”过渡到“乡校”的平民(普及)教育制度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两次贬粤的韩愈

韩愈(768—824年),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亲睹朝廷宦官专权和地方藩镇割据的社会弊病,经历了政治变革和中兴图治的激烈斗争。韩愈在宦海浮沉二十几年,其中两次贬粤,是韩愈政治生涯中的最低点。贞元十九年(803)冬,由于写了《论天旱人饥状》,触犯了“龙颜”,韩愈在中央御史台察院监察御史任上被贬为阳山县令,这是他第一次贬粤。     

城市蓝皮书

6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上面有一组数据：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     

有感于“数字先空着”

近年来，有些单位的文秘和财会人员写总结、汇报材料或填报报表时，常常会出现。数字先空着”的现象。“数字先空着”往往有两种情况，一是有关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材料或报表上只有留下“数字填空”；另一种是有关数字已经统计出来了，领导指令文字和财会人员不忙填写，因如何上报还没有拿定主意，要等待观望其他单位的“动作”，然后“研究”确定数字。前者出于无奈，无可非议；后者出于某种目的，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令人颇多感慨。时下，统计数字“玩水”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群众称之为。数字腐败”。有少…     

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集体所有制”这个概念

薛暮桥同志在《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不可能“产生集体所有制这样一个概念。”古克武同志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一文中对薛文的上述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但是,     

再论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与叶荫松同志商榷

我在1979年第2期《财务与会计》上发表《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一文以后,有着两种不同的反应。有的同志来信说:文章“进发出许多年来会计界很大一部分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心声”;有的同志来信说:文章“直言不让”,“看后很兴奋”。叶荫松同志在1979年第8期《财务与会计》上发表《记帐方法有没有阶级性?》一文(以下简称“叶文”),认为记帐方法有两重性——阶级性和技术性,与我商榷。我读了叶文以后,依旧认为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因为叶文的那些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