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内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案例分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制造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其处于更加艰难的管理情境,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是影响制造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制造业企业应积极寻求突破以实现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转变。文章选取3家典型的制造业企业为对象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国内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转变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变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特征,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进而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研究目标：通过对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测定,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其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3~2011年行业层面数据,采用两步系统动态GMM方法。研究发现：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是在分行业视角下,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密集型行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行业贸易规模扩大均对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研究创新：本文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和地位进行了全面实证分析。研究价值：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完善企业走出去相关政策机制,着重推动技术密集型企业参与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德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比较与政策启示

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重构的研究视角测度与比较分析中德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德制造业已深度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且分别以后向和前向的方式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中德制造业通过简单生产活动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分别加强与RCEP及欧盟之间的区域价值链数字化联系;中德两国制造业在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存在较强的双边数字关系,中国是德国重要的数字价值输出目的地;中国制造业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行业优势分布更加全面,德国制造业数字化分工行业优势分布更加集中,行业数字化转型质量更高。鉴于此,中国应多维度提升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扩大领先行业数字化分工优势,加强国际数字化分工合作,积极推动区域价值链数字化分工体系构建,助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基于双向嵌入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GVC)后向嵌入深度前向嵌入深度指标,分别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双向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并利用2008-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分析和检验GVC双向嵌入深度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的结果表明:①中国行业的GVC后向嵌入深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GVC前向嵌入深度与企业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②中国的GVC后向嵌入的生产率效应会受到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受到GVC后向嵌入的作用比非出口企业大。③中低技术行业的GVC后嵌入深度对企业的生产率呈正"U"型的关系,来自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限制几乎对中低技术行业的企业没有影响。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升级路径探析

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已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的关注,但是,国家价值链对中国企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发展内涵,似乎并未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文章在对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发展内涵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情景下构建国家价值链的两种重要载体平台——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专业化市场）和单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领导型企业网络）的对比分析,试图探索中国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并且依靠国家价值链实现升级的可行方式。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

研究目标：考察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研究方法：采用2000~2007年中国企业面板数据,通过生存分析模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全球价值链（GVC）的企业数量大体呈上升趋势,企业总体嵌入GVC的持续时间较短,均值为1.827年,且随着持续时间增长企业生存的危险性逐渐降低。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GVC中的生存率更高,风险率更低,持续嵌入GVC的能力更强。出口发达国家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具有较好研发能力、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小、年龄较小的企业退出GVC的概率更低,嵌入GVC的持续时间更长。研究创新：构建企业层面价值链嵌入程度指标,并运用生存分析创新性地考察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进入退出行为。研究价值：对评析贸易开放的利得以及寻求“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持续经营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基于2003—2014年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了微观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通过设置企业要素密集度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密集度是决定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作用机制的关键因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易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未显著改善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中国上市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而获取的开放红利更显著地体现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借助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机制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观点。因此,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化,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从企业微观层面落实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江苏服装出口品牌研究

近年来,江苏服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阶段升级有良好机遇,因而研究江苏纺织服装出口行业品牌构建,促进江苏纺织服装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物流外包价值链升级研究

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专业化服务是降低物流成本,实现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而第三方物流的成熟和外包业务的广泛发展,不仅要强化需求企业的物流外包意识,推进物流业务的专业化,更在于如何使第三方物流企业在承接外包业务中价值链升级。目前适用于物流外包的理论很少,全球价值链理论是研究制造外包的理论工具,鉴于物流外包与制造外包的差异,全球价值链理论并不能照搬到物流外包领域。在借鉴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物流外包价值链的构想,构建了物流外包价值链的治理、驱动机制和升级等一些重要分析工具,以期推动物流外包理论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治理及中国物流企业的模式选择

阐述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我国物流企业发展概况，通过论证我国物流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炼出了我国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进行自我提升的5种模式，并比较分析了5种模式的运作机理及其相互关系。     

数字并购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分析跨境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跨境数字并购显著促进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跨境数字并购的全球价值链效应具有动态性,表现为第一年不显著,第二年和第三年具有积极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积极影响最大,其次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逆向跨境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的积极作用大于非逆向。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生产率效应、竞争力效应和研发创新效应是跨境数字并购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渠道。基于此,应加大对数字并购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     

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研究进展

目前有关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球价值链概念、类型、治理和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升级模式等方面。而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影响、在全球价值链之下发展中国家升级产业的动力机制、以及产业集群升级的途径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问题,对研究我国产业提升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战略价值链分析的钻井公司成本管理

战略价值链分析包括行业价值链分析、内部价值链分析和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行业价值链分析有助于企业从战略高度利用上、下游价值链，进一步降低成本或调整企业在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及范围，以取得成本优势；内部价值链分析有助于确定单元价值链上的成本与效益，并根据企业的战略目标进行价值作业之间的权衡、取舍，调整各价值链之间的关系；竞争对手价值链分析有助于企业测算出竞争对手的成本，并与之进行比较，根据企业的不同战略，确定扬长避短的策略争取成本优势。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升级契机选择——以天津为例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世界贸易格局、全球价值链、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产生了很大冲击。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也是增收和就业的重要基础。中国制造业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全球价值链重塑,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引起了政府、业界和学界的多方关注。本文以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天津的制造业为例,结合全球经济结构变化、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现实背景,阐释天津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成因,分析影响天津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因素,并从国家扶持政策、制造业服务化、天津自贸区、互联网+、大数据等多角度,提出天津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契机选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推动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GVC)中高端,是开放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破解的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不确定性的冲击深刻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决策。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行业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引入国内国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综合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冲击下,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中国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GVC降级效应,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强化了这一负效应。分行业看,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拖累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且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动对制造业攀升GVC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应当提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绩效,完善对外投资的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积极布局自主安全可控的区域价值链,构筑促进和提升国内大循环的缓冲地带和外部环境。     

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能有效破解“和谐共生”难题吗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资源深度整合时期,各经济体亟需谋求全球价值链分工新地位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GMRIO）,构建全球价值链地位—技术进步、环境规制、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逻辑框架,探讨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基于最新的TiVA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揭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与行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体现为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在高耗能行业和低技术水平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低耗能行业和高技术水平行业表现得并不明显。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深圳女装品牌企业升级途径与空间组织

本文提出了全球-地方联结下发展中国家服装产业的升级途径和空间组织原理。全球价值链管治和地方集群动态作用下服装品牌企业有多种升级途径。国内市场和地方生产网络的结合以及设计、生产、营销环节的空间组织获取知识学习通道能促进企业升级。通过对2001-2011年历届中国(深圳)国际品牌服装服饰交易会获奖的90家深圳知名女装品牌企业来源、演化和空间组织的分析,发现:深圳知名女装品牌企业的主要来源不是全球产业链中从事生产外包的企业沿产业链顺序升级,而是地方生产环境促进的企业家创业和香港企业直接投资的结果。这些企业在全球-地方联接下获得知识学习通道,并将经验用于本地-国内联接的产业组织中,结合设计、生产、营销环节的空间组织实现升级。     

基于外部价值链分析的邯钢集团公司竞争优势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行业竞争形态已演变为价值链体系之间的整体竞争。同时,产业价值链表现为快速分解与整合。近几年来,中国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产业链条之间出现了不协调发展态势,铁矿石、煤炭、运输、电力及环境等外部支撑条件成为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目前,邯钢集团公司处于大跨越发展的时期,企业的核心能力以及对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不能有效支撑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邯钢集团在当前的产业背景下,从战略高度研究行业价值链、价值链系统内容,对于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特征与中国企业价值权力争夺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以来,中国企业价值权力不断销蚀、经营逐步陷入困境。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双面效应"。当代全球价值链重构呈现以下特征:产业链布局"分散式"与"集中式"结构重新布局;产品附加值"微笑曲线"与"彩虹曲线"并行不悖;世界制造中心、科技中心和贸易中心"三中心"分离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同步实施;"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主义"策略交替使用。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中国企业须调整战略定位和策略选择,解决好业务领域多元化与专业化、提升价值链的技术创新与营销模式创新、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选择与组合、内生性增长与外生性增长的能力建设等基本问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价值链理论的再思考

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借助其分布于全球的子公司、分公司,通过“市场内部化”等途径,以“内部转移价格”的定价方式,根据自身的战略需要实现了定价权垄断。同时,金融资本的稀缺性相对下降,技术、知识资本的重要性上升;由于产品同质化程度大大提高,消费者在消费时是以“交易惠利”为基本动力所拉动。在这一系列的新情况下,国内企业必须对“价值链”进行准确理解和认识,各参与方必须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必须注重对行业价值链的培育,建立持股网络,提升整体行业价值链的增值水平;提高诚信水平,把中国企业的价值链打造成为一条诚信链;对价值链再行细化分解与延伸;建立品牌情感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