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辨析

目前,我国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存在着内涵界定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确和资产管理主体多元化等诸多问题.在比较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其他合作经济组织等主体关系的基础上,应当坚持"政社分离"的理念,继续改革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制度,通过立法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结构分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政社分设后,没有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名义上属于集体,但法律对集体产权具体归属界定模糊.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属于乡村政府.乡村政府对集体资产负盈不负亏,乡村政府是集体资产盈利时的所有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集体资产亏损时的所有者.在这种产权结构下,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效率,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建立独立的产权清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即有利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也有利于保护产权所有者农民的利益.     

有关法律经济效益的分析

法律经济学作为当今最新的法学理论，试图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替代传统法律方法延续法律作为“科学的”、“独立发展”的结构和内容；法的经济分析要求用“成本——收益”学说来促进社会资源最优化的配置，降低社会成本；法律程序，法律规则受到了促进经济效益这种关心的强烈制约。法律的经济分析家波斯纳认为“法律的经济理论是关于现存法律的最有希望的实证理论”。在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模式下，政府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功能，社会也需要追求法律的经济效益，对不符合效益原则的制度进行修改、补充或者重新设计和选择合理的法律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体制缺失及其完善

现行《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农民集体，但这个集体又有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之分。这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一，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三种所有权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解释？是平等关系、从属关系？抑或是上下级关系？不同主体可能从各自利益角度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退一步讲，即使三者关系理顺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也难以避免，如何协调是一个难题。因为允许三种所有权主体同时并存，本身就违背了民事法律关于财产所有权排他性的要求，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从而为所有权归属的确定留下了多种可能性，使得各主体为争夺所有权屡屡发生冲突。     

北京市农民法律素质有关问题研究

从1985年的"一五"普法教育开始,乡村的法律教育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试图将统一的法律知识和观念推向农村,以此实现法治现代化.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完成了四次大规模的普法运动,正在进行五五普法,送法下乡,送法进村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传统文化、历史方面及社会环境方面等原因,我们在农村普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这一领域仍存在瓶颈.作为全国经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市,在其国际化城市建设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切实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变得尤为重要.文章主要针对<首都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法律素质培养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5月在北京市开展的村民法律意识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对如何切实有效的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提出自己的建议.     

北京市农民法律素质有关问题研究

从1985年的“一五”普法教育开始，乡村的法律教育己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试图将统一的法律知识和观念推向农村，以此实现法治现代化。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完成了四次大规模的普法运动，正在进行五五普法，送法下乡、送法进村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传统文化、历史方面及社会环境方面等原因，我们在农村普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这一领域仍存在瓶颈。作为全国经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市，在其国际化城市建设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切实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变得尤为重要。文章主要针对《首都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法律素质培养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5月在北京市开展的村民法律意识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对如何切实有效的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提出自己的建议。     

新时期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法律保障机制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一是集体所有权成员资格问题;二是耕地不得擅自改作非耕地或者建设用地。关于农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集体、乡镇集体三个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出现集体成员资格的归属问题,不仅是用益物权的归属。不同级别和范围的集体成员的用益物权的使用,其法律地位是相同的。但是,明显的不符合法律逻辑概念。农民集体所有权土地的归属及其用益物权的分配、使用等应从法律地位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对土地流转的年限规定,也应当做出更科学的调整。     

法律的经济逻辑

在法律史上，法律经济学作为当代法学最新的理论、思潮和流派，实现了范式革命，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和创新。它以经济学的实证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以效益为核心，研究和揭示了法律所具有内在的经济机制、经济逻辑，认为法律的宗旨是以效益原则来配置社会资源，促使之最大化、最佳化。     

论土地征用

土地征用制度是世界名国为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而设置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土地实行社会注意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作为土地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土地所有权也相应存在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两种类型。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的所有权转移，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批准，并给农民集体和个人补偿后，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土地征用是保证国家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所需土地的一项重要措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社会公共事业，都设置了土地征用法律制度，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地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是我国实行土地征用地宪法依据。土地征用具有下列特征：     

浅析农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有多方面的表现,并各有其相应的原因.要解决该分配纠纷必须改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在村集体组织与村民间合理分配土地补偿费,正确认定集体成员资格,及时采取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     

试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发育起来的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小农家庭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是提高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途径。但这些组织存在法人地位不明确问题,该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因此,中国应尽快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要有合适定位

对全国2749个行政村的调查显示,目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数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集体组织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近年来,农村集体组织的职能正在发生变化,村集体组织更像是国家行政系统中城市居民委员会,承担越来越多的政府在农村的行政性事务.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应当专门研究制定针对村庄一级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增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逐步使村民委员会与城市居委会具有基本对等的权利.     

论主体性视阈下的集体——兼论农民主体性的出路

在考察了虚假集体的含义、形式和阶段后,探讨了真实集体存在的经济、政治、意识条件,以给予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应有的定位.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我国,宗族家族势力和宗族家庭观念在广大农村仍然持续顽强影响的条件下,农民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血缘向物缘的过渡,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式的"普照之光"的照耀下,新的农民组织形式从血缘组织向物缘组织的过渡并朝着自由人联合体方向前进,因而新的组织将具有血缘性、物缘性和向自由人联合体发展方向发展等多种属性,且新集体的出现具有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     

论主体性视阈下的集体--兼论农民主体性的出路

在考察了虚假集体的含义、形式和阶段后，探讨了真实集体存在的经济、政治、意识条件，以给予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应有的定位。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我国，宗族家族势力和宗族家庭观念在广大农村仍然持续顽强影响的条件下，农民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血缘向物缘的过渡，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式的“普照之光”的照耀下，新的农民组织形式从血缘组织向物缘组织的过渡并朝着自由人联合体方向前进，因而新的组织将具有血缘性、物缘性和向自由人联合体发展方向发展等多种属性，且新集体的出现具有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     

村委会选举法律制度改革的政策性建议

村民自治是我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背景下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村民自治进程与法律的制定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法律制度是实施包括村级直选在内的村民自治的前提条件和制度保障。如果没有全国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和各省制定的《村委会选举办法》,就很难设想村民自治能够逐步推进。当然,法律的制定并不能一劳永逸,它应该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地补充和修改。随着法律的修改,村民自治进程也更能体现民意,也就有了更大的民意基础。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发展对策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重要组织形式,但大部分合作社规模小、竞争能力有限,将合作社联合起来组成联合社是充分发挥合作社功能的有效途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并未对联合社做出明确规定,但温州等地区已经开展了设立联合社的实践.联合社是合作社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主体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的前提是农民自愿,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独立主体资格在全国范围内尚未被完全承认,应承认其独立的法人资格,实施规范化管理,推动联合社良好运作.     

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功能与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基于十省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

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农村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十省市28个行政村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项有序回归方法对农民参与选举的程度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整体政治参与程度不高,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有效性不足,农民对基层自治组织功能发挥情况的评价能够影响到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     

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型探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我国各地政府掀起了一股改造城中村的浪潮。城市扩张与土地征用正在使农民丧失唯一的生存资源——土地,而农转非户籍身份的改变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保障,产权不清使集体资产形同虚设,农民融入城市举步维艰。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结合城市发展的需要,将原来属于农村集体经济性质的经济组织顺利地演变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构建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能够保证村民获得可持续性利益的运营管理机制,实现城市发展与村民利益保障的双赢,成为目前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文章基于此针对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型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与讨论。     

发展中的坣岗村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岗村位于宝安区西部,距离深圳特区20公里,面积3.1平方公里.有4个村民小组,452户,常住人口1522人,外来人口4万人.现有“来料加工”和“三资”企业89家.厂房面积45万平方米,工人宿舍面积20万平方米,集体固定资产近3亿多元.1998年工农业总收入为8099万元,纯收入3552万元,人均收入10624元,为国家创汇8400万元.(?)岗村委会于1996年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模范村委会”,于1996年、1997年连续两年被广东省委、省政府评为“文明单位”,是市、区“文明树”,1998年被评为省“百强村”.(?)岗村注重发展集体经济,全村的经济已形成以集体为主导、私人联合体为动力的合理布局.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两级的经济占70%.由1991年至1998年累计投资4151万元,加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完善投资环境,     

数字治理平台提升政社共治有效性的多元机制:以"社会治理云"与"微嘉园"为研究对象

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智能化平台已经成为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已有研究探讨了数字治理平台促进政社合作生产的现象与过程,但鲜有文献讨论数字治理平台如何提升政社共治有效性.从数字治理平台的功能维度出发,文章构建了数字治理平台打通政府与社会"双循环"的三大机制:参与机制、中介机制与动员机制.基于对浙江省数字治理平台的考察发现:数字治理平台的参与机制为政社共治提供了多元治理主体,中介机制为政社共治提供了互动规则和制度基础,动员机制为政社共治提供了目标共享、资源整合等动力基础.最后,文章探讨了数字治理平台在政社共治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