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新动向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趋势,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引领制造业产业升级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且很多知名跨国企业集团已逐步完成这一转型。在国内,制造服务业仍是一个刚刚起步和较为新兴的领域,但已呈加速发展趋势。新时期,应大力推进大型企业集团和装备制造业领域制造服务业的发展,将其作为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着力...     

中欧制造业增加值贸易分解、分工格局及价值网络结构——基于MRIO-VRCA-VSNA方法的多维透视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创新性地融合多种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与欧洲国家制造业及细分部门的贸易价值构成、显性比较优势、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工地位和价值网络结构。研究发现：(1)总体上,中国对欧洲制造业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及其年均增长率均大于出口国外增加值,德国占中国对欧洲出口增加值总额的比重高达25.59%;中国为增加值贸易顺差,技术密集型部门增加值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于增加值进口。(2)中国劳动密集型部门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较高,但技术密集型部门较低,中欧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多数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增加值显性竞争优势指数有所提升。(3)中国制造业的前向参与度总体上大于后向参与度,价值链分工地位普遍提升;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以及机械设备部门前向参与度低于欧洲五国,但呈现出了先降后升趋势,后向参与度正好相反。(4)中欧制造业价值网络的“中心-外围”结构特征非常显著,德国大多数部门的网络中心度和网络权力指数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仅次于德国;中国正由价值网络中的“从属者”向“主导者”转型,双边增加值贸易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论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

本文分析了全球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趋势和动因,同时结合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和发展环境,提出服务化发展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困境的最佳选择,并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价值链视角的制造业服务化分析

越来越多的生产性服务参与到制造业生产活动中,这种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促使价值链向面向服务的价值链重组。文章从价值链视角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动因,以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前后价值链的构成分析为基础,阐述了制造业服务化给价值链带来的变化,为进一步优化制造业价值链提供了基础。     

面向制造业服务化的辽宁制造业升级转型对策研究

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升级转型的新途径。本文介绍了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列举了国内外典型的成功案例。分析了辽宁省制造业发展现状,提出了面向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升级转型对策。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分析

研究目标：准确度量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方法：利用贸易增加值前向分解法,并基于区分贸易类型的Tiva投入产出数据,重新估算1995~2011年中国16个制造行业和15个服务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及其动态变化情况。研究发现：传统统计方法以及贸易增加值后向分解法都高估了中国纺织服装、皮革鞋类与机电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出口竞争优势,却低估了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国际竞争力。研究创新：从生产要素投入价值的角度考查中国各产业的贸易出口额。研究价值：客观评估中国产业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制造业产品服务化的发展

不管是传统的制造业,或者是高科技产业,都已经将竞争的焦点转移到服务的提供。特别是制造企业,销售实体产品开始伴随增值服务产品的销售。增值服务产品不仅能够增加企业的收入,增加产品的价值,而且帮助企业建立消费者忠诚度。故将产品服务化定义为制造商采取的任何能够"帮助消费者从他们的购买中获得最大价值"的行为。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融合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演化,产业边界模糊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先进制造业在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变化等背景下,体现出通过服务化提高附加价值的高质量发展趋势。现代服务业受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波动影响,在呈现出抗风险能力弱的同时也表现出抗逆力发展的柔韧性。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认为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融合应以获取“高附加值”活动为切入点,形成创新生态系统并不断演化。先进制造业服务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现代服务业制造化是新发展格局下激发市场内需的重要路径,两者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GVC视角下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与测算：以中美贸易为例

构建了多国模型中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模型,并利用2016年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0—2014年中美56个产业部门的双边增加值贸易及总值贸易的数据,结合中美贸易失衡的扭曲程度指标的构建与测算,从总体和结构两个层面对中美增加值贸易进行了失衡分析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还原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真实状态。结果显示,总体上,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20.17%;美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中国出口中的回流比重则是逐年上升;自2010年起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逐渐下跌,而国内增加值率开始上升,这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改善。结构上,中国对美国各行业增加值贸易以顺差为主;制造业的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96.30%,并且中国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国的增加值贸易出口均小于总值贸易出口,这说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需要继续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新兴服务部门,美国相对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而在建筑业和一些传统服务部门,中国相对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     

中国出口的环境成本：基于增加值出口污染强度的分析

研究目标：测算1995~2009年中国增加值出口排污强度,分析其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构建八种空气污染物的增加值出口排污强度,利用结构分解方法考察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增加值出口排污强度出现显著的下降,但仍远高于其他出口强国。中国增加值出口排污强度下降主要源于生产部门直接排污强度的下降。相反,2000年以来中间投入结构变化不利于增加值排污强度的下降。这两个因素也是造成中国增加值排污强度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研究创新：构建增加值排污强度指标来考察中国出口环境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价值：增进对中国出口环境成本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     

市场竞争度、非利息业务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分析市场竞争度、非利息业务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本文主要使用了SFA和动态面板GMM方法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度与银行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负相关,非利息业务与利润效率正相关,对成本效率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业务与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正相关,交易性业务与成本效率负相关;对于地方性银行,交易性业务与利润效率正相关,其余影响并不显著;随着竞争度的提升,非利息业务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更趋向于负面。研究创新：研究分类非利息业务对各类银行效率的不同影响,考察了随着市场竞争度的变化,这种影响有何改变。研究价值：为监管者和商业银行在决策时提供参考。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动态CGE研究

本文设计四种不同的汇率升值情景,利用一个中国经济的动态CGE模型—MCHUGE模拟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过程中,各行业进出口量的增长具有缩小效应,且人民币汇率升值依然会使制造业各行业产值有所上升;在相同的进口替代弹性下,出口商品数量的减少与国内商品转换弹性正相关;当人民币汇率升值,食品、纺织、化工、金属、机械行业的国内商品价格增幅随进口替代弹性的增大而降低。     

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1998~2008年SITC Rev.3五位编码产品与制造业22个行业的对应关系,构建行业出口技术水平测算指标。并采用系统动态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内部知识变量在出口结构深化与升级中的作用得到强化;外资企业在中国研发投入与创新意愿不足;FDI对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深化对中国出口技术水平具有稳健的提升作用。可见内部动力挖潜和影响因素的行业异质性,决定了不同行业应强化有利于本行业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因素,在采取手段提高本行业出口技术水平时,应同时兼顾国家外资与就业政策目标。     

Energy Demand,Structural Change and Trade: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Dan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de patter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 input-output decomposition method is used to decompose the change in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for Denmark into six components, of which three are trade-related. Trade-induced changes in energy consumption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issues such as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and regula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It is shown that a structural change in foreign trade patterns can increase domestic energy demand. This is contrary, however, to what might be expected for a small industrialized country, which is presumed to export products that intensively use inputs of skilled manpower as well 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inally, calculations carried out at different levels of aggregation are compared. The findings here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large variations in energy intensities among subsectors for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企业智能化转型对内部劳动力结构转换的影响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在产业中的逐步渗透引起社会对就业结构变动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13-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智能化投资和智能技术应用两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智能化转型指标,从微观视角探究了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对内部劳动力结构转换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智能化转型能够显著地驱动其内部劳动力结构转换,表现为智能化转型的加深会提升科技人员、营销人员等从事复杂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而降低加工制造人员、行政人员等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在一系列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这种驱动效应不仅源于智能化转型对低技能岗位的直接替代和对高技能岗位的直接创造,还能通过促进企业向价值链上游的技术创新和价值链下游的制造业服务化加以实现。(3)受劳动力市场分割、行业属性和政府补贴差异影响,在低劳动力市场分割地区及企业、信息产业和低政府补贴企业中,智能化转型对劳动力结构转换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智能化转型对内部劳动力结构转换的驱动效应,丰富了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就业的相关研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制造业外包对劳动力需求弹性及就业的影响

研究目标：测算中国30省份的生产者责任以及消费者责任CO2排放量;各个省份的净碳转移量以及进出口隐含碳排放;测算省间的碳转出量,计算8大区域的净碳转移量,并分析了碳转移的方向。研究方法：借助投入产出表,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各省份各行业的CO2排放量以及省间的碳转移量。研究发现：两种责任测算的CO2排放量差别较大;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的净碳转出量最大,内蒙古、山西、河北、新疆、贵州的净碳转入量最大;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以及京津地区的净碳转出量最大,西北地区的净碳转入量最大。研究创新：用投入产出表结合能源平衡表测算各省份各行业的直接CO2排放量;研究了省间的碳转移。研究价值：对中国的碳减排具有一定的政策建议。     

Export Composition and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the US during the Economic Downturn of 1991-92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that export composition had upo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the US during the 1991 recession. Although it takes, on average, approximately $66 000 in exports to create one job, the exact gains in terms of total employment depend upon the labour-intensity of the products being exported. Foreign sales by the chemical and textile industries result in a far greater increase in employment than exports by the petroleum refining or steel industries. This analysis estimates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s over the 1989-95 period, utilizing an input-output model to capture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export composition has, at times, both strengthened and reduced demand for labour. Consequently, if job-creation is a national goal, it may b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US to promote exports from sectors that are labour-using.     

我国人口教育结构与城市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人口教育结构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口教育结构是我国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不同教育层次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不同教育层次对城市化进程的贡献是不同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人口教育结构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