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决策研究

文章考察了建国之后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筹资制度的变迁和一事一议制度的历史渊源,以第一个村委会的产生为背景考察了村委会的产生和一事一议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讨论了村集体的小集团规模属性。运用林达尔均衡框架从谈判意愿、达成合约的可能性、合约的福利性和合约的有效执行四个方面论证了村集体自主决策供给公共产品的可能性,指出作为小集团的村集体完全可以通过一事一议式谈判来自主决策社区内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经济发展点阵规则是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内生逻辑——与张应良、王钊两位老师商榷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中由各个不同层级的城市点逐渐建够为一种阵矩,并在历史长河中一直积淀着,现已凝结为一种社会心理结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逻辑,这种逻辑渐渐的转化为一种内生的社会秩序;中国掌握本地社会资源的"集权城市"决定了乡村一直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乡村则几乎成为公共产品供给的盲区,基于此,我们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经济发展点阵规则是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内生逻辑。     

城乡统筹与社区商业网点布局: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

部分社区商业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应当纳入社会公共政策的范畴。研究发现,我国社区商业网点的布局存在"供给不足、需之未有"、"业态单一、配之不齐"、"规模低效、供之扰民"、"城乡分离、享之不均"等问题,而城乡统筹发展对社区商业的业态配置、空间供给和管理模式又提出新要求。为此,从公共产品供给、社会公平的视角看,新形势下我国应当更加关注保障性社区商业服务的体制机制保障,采取分区分类指导的方式,推进社区商业服务走向公平与高效。     

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调查报告——基于桂北几个自然村的个案研究

20世纪80年代,国家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有的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国家力量的退出,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乡村建设出现真空地带.农民自治能力的提升,为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一条路径,但却增加了农民负担.村庄中有才能的人外出求学、从政,出现了"第三种力量",在这种力量的大力支持下,乡村公共产品建设出现了新形势.但是,在几种力量的介入下,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     

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基于政府、市场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分工与合作

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部分公共产品供给陷入了困境。农村公共产品缺乏的主要原因是供给机制的缺失,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不清以及供给模式单一。本文从政府、市场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分工与合作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清楚划分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和范围以及如何将私人部门和非营利性组织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来,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合作。     

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研究

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产品,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国家经济的增长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现实中"政府失灵"的存在以及公众对公共产品的超额需求给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提供了可能。文章强调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同时分析了我国公共产品私人供给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方法途径,从而更有效地供给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利益。     

地区公共产品最优供给与城市社区分层化——基于蒂布特理论的分析

基于蒂布特的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及其实现条件,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社区分层化问题,该理论核心思想是,只要消费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有可能使公共产品供给与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相一致。该理论对我国的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和城市社区发展现状具有解释力,对现状的改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证研究

公共产品的供问题给不仅能反应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也是衡量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理论出发，结合贵阳市典型社区的实证研究，分析了这些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完善对策。     

新农村建设要以提供村级公共产品为突破口

建设新农村从何着手？笔者认为，要以提供村级公共产品为突破口。 一．村级公共产品的地位 在新农村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中，村级组织起着上连国家下连农民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1．村比县、乡更直接面向农民，和农民联系更加紧密，是公共产品供给和建设的平台；2．村是行政自治和社区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复合体，承担着推动农民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等多重职责。3．合理开发利用资源、资金、人才和技术、组织协作和服务监督。     

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与多中心理论论略

随着社区建设的迅速发展,社区公共物品高效、优质供给的重要性凸显。西方国家公共物品治理的多中心理论为分析我国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了新的思路。要解决目前我国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需要进行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创新和政府治理革新。     

“三农”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经济困境及重构探析

乡村公共经济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整体经济向纵深发展。乡村公共经济在公共产品供给职能上的缺位以及乡镇财政自身的问题使得乡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并直接引发或间接加剧了“三农”问题。重构乡村公共经济的基本思路是：增强外援；挖掘内源；完善乡村社会组织体系。     

外生力量、资源动员与乡村公共品供给方式的再探索——以西藏六地一市干部驻村为个案的研究

2011年以来,西藏自治区政府启动了以"强基础惠民生"为目标并覆盖所有行政村的干部驻村活动。本文以对这项活动的调研为基础,分析了西藏乡村公共品的供求现状,以及干部驻村对乡村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供给产生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作为外生力量的驻村干部群体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社会资源的广泛动员,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争取资源,拓展了乡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所在村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然而,如何使驻村干部这种外生力量带来的良性改变长期化和可持续,并确保各种资源更加均衡合理的分配,是改善藏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时仍需要解决的问题。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分析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沿袭着与乡绅治理制度相适应的供给制度，乡绅对乡村社会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的低水平供给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政府组织和动员农民用劳动力最大限度替代资金的方式，实现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改革后，农村大多数公共产品仍沿袭制度外供给体制，主要由收入远低于市民的农民筹资来提供。所以，农民负担问题实质上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问题。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路径变迁与动态对策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的普遍短缺已严重制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文章首先回顾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过程,从总量和结构两个维度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实困境;其次,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探究了目前产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原因;最后,文章提出从短期完善与修正现有供给制度、中期理顺供给制度的传输途径与供应形式、长期集中根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壁垒的动态对策。     

对基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思考--基于湖南省浏阳市、长沙县等地农村的调研与考察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一直都是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税费改革以来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以后．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便成为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的迫切任务。但自前我国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研究大多仅停留在理论思考层面。对于现实的农民需求状况不知或知之甚少。如何从实证性的角度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建构给学界提供一些参考．笔者利用工作关系于2005年2月-2006年8月对湖南省浏阳市、长沙县等地农村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调研与考察．希望借此也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做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与实证上的设计。     

选优配强“领头雁” 宁波市村和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综述

<正>村社组织换届,三年换一次,一换管三年。换届成功与否,事关基层稳定、基础牢固。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截至5月25日,10个区县(市)和大榭开发区、国家高新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杭州湾新区的2466个村和562个社区组织换届基本完成。换届后,村社班子结构素质明显改善。主要体现为"五升一降":村社书     

"囚徒困境"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

在现实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过程中,村民从个体理性出发而导致不合作,陷入"囚徒困境"。如何来规避该问题?基于村庄权威而建立的惩罚机制则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在现实中也是可行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的制度困境与对策选择

长期以来,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城乡有别"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这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发展农业进步的一个瓶颈。本文在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重要性认识的同时,描述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础：公共权威——对重庆东北部四季村的调查

长期以来,我们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归咎于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平等,而忽略了村庄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能力。文章通过对村庄内部不同层面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定性考察,发现公共权威力量是保障村庄共产品供给的前提。公共权威力量能够整合村庄内外的资源,从而有效的为村庄供给公共产品,而单一的市场化供给则难以取得成功。     

对公路供给和收费问题的探讨

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公路作为准公共产品,它的供给和收费问题也备受关注.公共物品提供方式,传统上是政府直接负责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使得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对经济活动的规制、干预和生产功能,政府规模越来越庞大,而财政开支的规模也与日俱增.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属性和特征,安排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制度,使各种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平衡,公决效率最优.政府必须对某些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公民基本权利与利益的纯公共物品予以提供,但同时可以通过多种组织形式,利用市场资源配置和私营部门的经营与技术优势,有效地生产各种不同性质的准公共物品,这样既满足公平价值,又满足效率价值,并降低公共财政的支出规模,提高公众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