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吗--基于2001-2011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交通基础设空间网络布局特性基础上,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级数据和空间计量研究方法,从直接效应和空间外部效应两个层面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在地理空间上已然形成了三类稳固的差异化集群;虽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受其自身空间建设差异化对经济增长负向效应影响,其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效应未能全部体现。虽然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差异化存在显著的空间负外部效应,不过该效应正在逐年减弱。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覆盖面与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两者对经济增长都有着相近的正向弹性,不过前者的实际操作成本要明显低于后者。     

交通基础设施跨区域的溢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

现有的文献大多证明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围绕基础设施跨区域溢出效应的问题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利用中国199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相邻省份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本地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跨区域影响是显著为正的;(2)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大于相邻省份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远远超过跨区域的溢出效应;(3)铁路基础设施与公路基础设施相比,公路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更加明显,而铁路基础设施的跨区域影响更加显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制造业集聚——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角度，分别应用SDM模型和GTWR模型，实证分析FDI、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全国而言，FDI和交通基础条件对制造业集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在地区间有明显差异，FDI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较弱；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存在典型的空间非线性递减效应，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影响略低于东中部地区。因此，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外资配套能力建设，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促进中国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破解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举措。     

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而对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采用2005—2015年我国30个样本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于GDP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尤其明显,但各等级公路密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中部坍塌”现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各地区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要素流动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建设施工和维护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法治水平的区域比较及空间溢出效应——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以法治水平为因变量,以法治建设资金投入、经济增长、居民受教育程度、恩格尔系数、对外开放程度为自变量,构建一阶滞后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可对法治水平进行实证研究。选取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得出的结论为:法治建设资金投入、居民受教育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与法治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恩格尔系数与法治水平有着显著的负向空间相关性;经济增长、滞后一期的法治水平与法治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在全国总体、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表现出了差异化的形式,并且出现了不显著的情形。     

人才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空间视角解释人才集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人才集聚与技术创新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通过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协同效应其对邻域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分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技术创新与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和溢出效应;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在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人才大量流失对经济产生负向作用;地区间经济增长不能趋同的一个原因是人力资本吸引效率存在差异,人才往往在吸引效率更高的地区集聚。     

有福同享：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包容性增长

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应建立在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个体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基础上,即城市发展应实现包容性增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以“宽带中国”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在构建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科学衡量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80个城市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工具对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政策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政策具有推广与累积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扩大、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机制；在东部与中部地区、大中规模城市、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以及高创新活力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增长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周边地区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丰富了有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为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政策参考。     

规模效应、创新外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基于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数据分析

在要素区际流动性不断增强背景下,自然要素禀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趋于减弱,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日益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区间增长传递的重要因素。将规模效应和创新外部性纳入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区域市场规模和创新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产业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应建立和完善城市群主导的空间治理体系,强化区际创新溢出效应,提高区域空间关联网络化程度,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劳动就业及其空间效应——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中国的省际劳动就业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而且邻近省域就业的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对本省具有正向影响,但各地区经济结构的不断趋同使得空间溢出效应远小于空间依赖性.在影响省域劳动就业的因素中,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和政府财政支出有显著影响,工资水平、工业化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是很显著,人口城镇化水平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性对就业的影响较小.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资源跨区域的聚散,影响了金融网络中相关节点的信息传输与资金流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与周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适度的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过度抑制周边经济增长,扩大区域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国家政策影响金融集聚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倒"U"型曲线陡峭度的变化.因此,建议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建设,促进金融集聚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产生,推动湾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轨道交通对房地产价值影响研究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全国各地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轨道交通建设纷纷加大投资力度。通过交通可达性的改善,轨道交通改变了土地区位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带动了沿线及站点区域房地产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对城市空问结构调整及区域功能优化产生直接影响。本文是应用空间引力模型从不同区域层次对轨道交通与城市房地产发展的空间效应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城市轨道交通对房地产的空间效应影响,从经济圈层次分析区域轨道交通对城市房地产的空间效应影响。     

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陕西省多维要素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新经济增长与新经济地理增长理论研究视角,采用多维要素面板数据模型,选取多项影响陕西省农民收入指标,测算了多维要素协同作用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981—2013年间,陕西省劳动力、农村人力资本、财政支农、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正向促进效应,财政支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为显著。长期来看,促进陕西城乡统筹发展的财政支农增长已成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基于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可以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1）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即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2）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城市化水平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虽然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彼此的制约。     

技术引进、吸收能力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逻辑研究及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只有当本国吸收能力达到或超过门槛水平才能较好地利用国外技术推动经济增长;然后进一步利用200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GMM估计方法,以技术购买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技术引进变量,检验技术引进促进经济增长受经济开放度、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开发能力、政府科技扶持、交通基础设施这五个吸收能力影响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开发能力、政府科技扶持、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吸收能力越强,技术引进越能促进经济增长;适度提高经济开放度有助于提升技术引进的经济增长效应,而当开放度过高时经济增长效应则不显著。此外,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迅速、高效地提升吸收能力和技术引进的经济增长效应。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能源效率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还会产生诸多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以三批次开展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19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渐进DID模型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的能源效率提升,但也存在显著的城市异质性,表现为对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东部城市的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中西部城市的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源效率,并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可见,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还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不同的城市应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发展条件寻求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并促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切实有效地提高发展质量。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相关性;动态模型、静态模型在地理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下均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动态模型在经济距离矩阵下则具有显著负向溢出效应;短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不同而有所不同;三大经济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直接效应大体一致,东、西部地区长期内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中部地区呈现负向抑制效应。应利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期正向效应,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创新优势,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均衡发展,以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智慧城市建设能否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高级阶段,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中国2006—2019年2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渐进型双重差分法相结合的方式来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异质性影响;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各级政府应积极扩大智慧城市的建设规模和试点范围,基于地域特征进行差异化布局,同时政府间应深化合作、共享资源,为全国范围内的智慧城市建设积累宝贵经验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性

为揭示中国能源强度的演变趋势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主要影响因素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冲击及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论文使用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区的能源强度及相关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区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能源强度水平相似省区倾向集聚分布;城市化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禀赋对省区能源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则为负向;从溢出效应来看,东部省区的城市化水平、西部省区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能源禀赋均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东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则产生了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方向相反。     

双向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及其交互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显著为正。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中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小于西部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则大于西部地区。此外,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水平、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出口贸易、资源禀赋和政府支出也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空间效应与政策效应研究

采用京津冀181个区域单元2000年和2014年人均GDP数据分析其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其空间效应与政策效应,结果表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存在,且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俱乐部”式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富人俱乐部”效应与“穷人俱乐部”效应同时存在;地理位置、期初发展水平和空间相关性对区域单元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而政策效应表现出异质性,2014年之前的区域政策对京、津两地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一定程度阻碍了河北的经济增长。全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是重点,尤其应细化河北的区域发展政策;要强化滨海经济带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冀中南的集中连片慢速增长地区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