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再检验:2007—2011

转型期,政府薪酬管制是否会影响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效率,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利用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严谨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国企薪酬管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薪酬管制,并且薪酬管制效果与政府干预能力显著正相关;就薪酬管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薪酬管制只存在于负向非正常相对薪酬的国企中,负向非正常相对薪酬绝对值越大,薪酬管制程度就越高;在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后,受管制的国企高管货币薪酬与职务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负向非正常相对薪酬对国企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发现表明,政府薪酬管制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旨在维护分配公平的规制目标,同时还造成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的扭曲。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有效性:一个理论分析

薪酬管制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国企改革的一个特殊的制度背景,薪酬管制的有效性需要一个规范研究的理论解释。通过推演企业高管效用与企业支付之间的均衡模型,研究高管薪酬管制与外生监督力变化强度共同作用下的有效性,结果发现:薪酬管制的效果表现为高管控制权收益对薪酬的替代以及基于替代的企业业绩变化,而且薪酬管制的综合效果因监督力变化方向和强度的差异而不同;如果实施薪酬管制并忽视或减弱了监督力,那么高管控制权收益的增长和企业业绩的下降幅度都是最大的,从而解释了薪酬管制如何通过替代性传导机制导致高管腐败频发的现象。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和企业业绩下降是否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取决于监督力的变化方向和强度。     

政府薪酬管制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契约参照点及业绩敏感性研究

基于参照点契约理论,结合我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制度背景,文章以中国A股2009—2014年上市公司为检验样本,选取高管薪酬的行业均值为参照点,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参照点效应及政府薪酬管制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对行业均值表现出显著的参照点效应,且这种参照点效应对公司业绩具有促进作用。政府的薪酬管制政策会削弱国有企业高管对公司业绩、同行薪酬基准的敏感性,但对同行薪酬基准敏感性的削弱十分有限。     

高管权力、货币报酬与在职消费关系实证研究

以高管货币报酬与在职消费之间是否还存在替代关系问题为导向,本文通过理论分析,确定变量指标,构建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高管权力对高管的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资产规模与采用相对数指标表征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显著负相关;高管货币报酬与在职消费并不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     

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超额薪酬的中介效应

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管理者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呈U型关系;薪酬管制通过削减超额薪酬,进而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现行薪酬管制政策的限薪标准缺乏针对性,致使政策的实施不仅削减了过度激励情形下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超额薪酬,同时还加剧了部分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不足的情况;实施股权激励与提高审计质量均有助于弱化薪酬管制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现有薪酬管制政策有效但精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应在兼顾成本效益的基础上细化限薪标准,力争因地制宜、精准限薪。     

高管薪酬：自由还是管制

高管薪酬应该由市场决定还是需要政府管制,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定论。本文通过这两方面理论分析认为,中国国有控股公司尽管存在薪酬管制,但是管制失败,民营控股公司不存在薪酬管制,应该加强薪酬披露制度。     

国有企业的战略薪酬设计

从国有企业分配制度创新的背景出发,分析国有企业面临的来自竞争者、高薪行业和自身绩效瓶颈的挑战,提出战略薪酬的指导思想,并在技术层面上,就战略分析、职位分析、职位评价、薪酬调查与预算、胜任力评价和绩效评价进行了重点阐述。     

投资者实地调研与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

本文利用2013—201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探究投资者实地调研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基准回归表明,投资者实地调研能够抑制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采用分组回归方法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效力会受到内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在董事会独立性较强和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情形下,投资者实地调研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投资者的异质性会影响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效果,代表调研机构的投资者人数越多,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越低.采用基于企业信息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投资者实地调研会通过提升企业信息质量发挥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抑制作用.本文将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研究内容拓展到隐性契约视角,有助于丰富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治理作用和管理层在职消费粘性的研究内容,完善管理层在职消费外部治理的框架,为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和约束管理层行为提供有益参考.     

自由现金流量和机构投资者对在职消费的影响

本文手工收集了我国沪深两市2009-2013年公司在职消费相关数据,构建具体模型实证研究自由现金流量、机构投资者对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量是引起在职消费的重要因素,自由现金流量越多,在职消费可能性越大;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在职消费呈现负相关关系,对公司管理层在职消费行为有适当的制约作用;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在职消费的约束作用存在差异,其中,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券商和QFⅡ都与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关系,各类机构投资者对公司在职消费产生制约作用,但显著性不强.     

国有企业效率研究

本文研究了国有企业净资产利润率等指标低下的原因。结论表明,设备陈旧等历史原因及退出壁垒过高是国有企业上述指标低的原因。如果国有企业能与非国有企业一样自由退出,国有企业的上述指标将不低于非国有企业。如果不考虑历史因素而仅考虑当期投入,目前国有企业效率已经高于非国有企业。因此．所谓的“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提法是不成立的。国有企业某些指标较低,是由于退出壁垒过高以及历史原因所致。     

国有企业、金融市场改革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互动效应--中国如何解决老年保障问题?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社会保障所面临的危机，决定寻求解决办法。拟议中的社会保障改革的核心是积累制和整合条块分割的体系，计划为每个工人建立个人退休账户，对养老基金进行有效投资。然而，这种改革受阻于三个关键因素。(1)在向积累制的转化过程中必须支付特制成本；(2)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条块分割、分散化管理3(3)已经积累的基金尚未取得高收益，也未分配到最有效率的用途上。     

深化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是振兴东北地区经济的重中之重,需要正本清源,从转换机制上寻求突破口--最终形成法律意义的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构筑分权制衡的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抓住战略机遇期,以科技创新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为切入点是企业取胜市场的关键.     

人力资本产权安排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

人力资本产权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中具有一种特殊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国有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安排的根本问题在于无视人力资本产权自主或决定属性,不承认人力资本个人产权及其向非人力资枰权转化的合法通道,以及由此在市场化过程中所引发的人力资本运营危机,国有企业改革要进行下去并最终取得成功,那就绕不开下面认可和弘扬企业职工个人的人力资本产权权能权益这个“结”。国有企业改革的未来走向,首要的是突破国有企业的“主体”观念,加大国有企业的“退出”力度和范围;然后才是对被界定了“特殊性质和职能”的少数国有企业采取特殊“监管”,实行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本运营模式,真正使少数国有企业发牢固“主导”国民经济运行的“特殊”作用。     

经济转轨、跨国公司进入与国有企业改革

任何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都要面临改革与开放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经济开放的背景下,着重突出跨国公司与转轨国家之间经济的紧密联系,建立跨国公司、转轨国家政府、国内企业三者之间的混合寡占博弈模型,并以市场开放、自由化、私有化等政策变量作为影响转轨进程的外生变量,分析开放程度和经济调控手段以及跨国企业的投资策略等对转轨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和转轨国家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转轨国家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对国有企业完全民营化并非是改革的最优方案,而对国有企业的部分民营化效果反而会更好,也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而税率、技术、转移价格等也是影响转轨国家社会福利和转轨国家企业产量和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     

产权改革重要吗?--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考

产权改革与国有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怎样？产权改革是一种承诺机制。产权改革不是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充分条件，即进行了产权改革也不一定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同时，产权改革也不是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即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并不是完全由产权不清造成的。国有企业效率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产权结构只是影响企业效率的一个方面，而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存在以及由此引起的预算约束软化，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产权改革使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的承诺变得更为可信，从这种意义上，产权改革对提高企业效率是重要的。     

我国中央企业的成长特征与战略重组研究

成长是企业永恒的主题,重组是企业成长永恒的主题。公司重组是破解成长难题、实现企业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2006年,中央政府开始加大力度推行中央企业重组,解决中央企业做大做强问题。时至2009年,与世界优秀企业相比,中央企业不大不强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制约企业做大做强目标实现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有效解决。面对国际产业升级、产业融合的趋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进一步加大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力度,提升重组效率水平已成为现阶段中央企业改革的关键。本文在对中央企业成长特征和重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促进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实现中央企业做大做强目标的基本思路。     

Reputation,control rights and game equilibrium -A gam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to SOEs in China

Using the reputation model of Kreps (1982), Vickers (1986) and Barro(1986), we develop a dynamic game model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nage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 in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as the enterprise’s owner. Employing the model, we show that even a noncoopertive manager will not intrude the owner’s interests until the last period of his term in order to maximize his long term utility.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some phenomenona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such as “insiders’ control”, “59 phenomenon” and excess on-the-job consumption.     

人力资本产权的引入与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

当国有企业引入人力资本产权、把国有企业看成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特别合约时，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也进行了制度创新，从而大大节约了国有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进而指明了未来国企改革的新方向。     

再析国企在竞争领域进退的几个问题

目前,地方国有企业改制面与退出竞争领域的比例已超过80%￣90%,国有企业存量结构实现了重大调整。在淘汰劣企的同时,应重视和发挥优势国企在本行业中“关键少数”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国企内部改制工作一方面要注重产权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提高国企的授权经营能力和创效能力,而对地方国有企业的进退,则应以其在本行业中能否健康发展为尺度适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