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目标的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型。今天江苏经济面临着如何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新命题。在此背景下,运用创新型经济理论视角,重新审视江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全过程,适时调整政府政策目标及相应的诱导性或强制性政策也就变得十分必要。     

基于标杆的滨海新区科技创新跨越发展研究

以浦东新区作为标杆有助于认识滨海新区科技创新的现状并实现跨越发展。基于标杆思想,首先从创新投入、创新基础、创新绩效和创新经济4个方面,对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的科技创新现状进行全面比较。研究发现:滨海新区科技创新正由技术依赖阶段向自主创新阶段转变、由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转变,并由创新型区域早期阶段向中期阶段转变,具有发展速度快、创新凹地效应显著和正处于战略转型期等特点。最后,通过剖析制约科技创新的内在原因,提出了加强滨海新区科技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建立专营小工业集中区促进更多失地农民富裕

最近,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江苏提出"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无锡提出"一当好、三争创",无锡新区把主要落脚点放在"创新"、"和谐"两大主题,努力做到"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 "资源依赖"向"科技依托"、 "新区制造"向"新区创造"的转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好中求快,优中求进.     

江苏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格局的现实基础与提升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区域开放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水平开放经济必然由更高的自主开放能力驱动。江苏开放经济发展处于规模偏好向质量提升转变的重要历史节点,要素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双向开放格局与更主动的开放生态,构成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现实基础。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江苏开放格局重构需在驱动机制、创新协同、创新要素集成等方面积极行动,为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自主开放创造良好生态。     

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选择、动力支撑与红利挖掘

人类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认识经历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演进过程,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是我国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依据世界第五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于"绿色能源"、"数字制造"和"智慧地球"三大动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挖掘"技术创新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和"生态文明红利"等创新红利,已成为国民财富健康、可持续增长的不竭之源;成为提升发展质量及竞争能力的根本和关键。     

中国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的创造:机制、源泉与路径选择

在我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消退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实现经济有质量高效益的增长就必须创造新的增长红利空间。新增长红利空间创造的内在机理和形成机制依托于总供给曲线的移动和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的基本理论,并主要由创新驱动红利、结构红利和深化的改革红利构成,其中包含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创新驱动红利更是新红利空间中最核心的内容。因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形成的路径在于:经济增长目标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的转变、经济增长机制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变和经济发展产业选择由多元化向高级化的转变。     

论江苏应深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我们党立足全局、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创立的又一重要经济理论,必将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江苏在全国较早提出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目前总体上仍处于初始阶段。因此,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江苏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壁垒,创新路径,深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局面。     

推动绍兴向“两创”强市跨越

当今时代是一个创新制胜的时代，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最大机遇和最大资源，工业创新是创新发展的重要领域和重要力量。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精神和全省工业创新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市”战略部署，着力推进工业发展从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是加快建设全民创业型社会和全面创新型城市的迫切要求，也是推进绍兴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转型发展是当代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所谓转型发展就是要转变原先依靠资源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通过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为主要特点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道路,实现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生产制造向设计创造转变、资源依赖向科技依托转变,从而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浙江省苍南县服务业经济发展建设的研究

随着经济由高速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工业占主导向服务业为主导转变的"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结构、动力、要素及体制机制等方面均将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就苍南而言,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苍南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和重要抓手,是促进苍南县综合实力整体跃升的有效途径。本文阐述了苍南县服务业经济发展的发展现状,并分析了服务业经济发展环境,提出了服务业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