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许多文献中得以验证,而国内有关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和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收集中国各省份1988—2007年的面板数据来验证三大网络性基础设施(即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能源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低所决定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将会继续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从而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高增长的强大动力。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民增收了吗?——基于结构性、空间性和异质性的三维视角

作为“社会先行资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基于非传统途径的永续盘存法审慎估算1996—2020年中国省际农村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生产性资本存量,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实证考察农村各类基础设施投入对农民工资性收入、非工资性收入影响的结构性、空间性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结构性上,农村经济基础设施投入显著促进农民各类收入增长,农村社会基础设施投入仅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空间性上,农村经济基础设施投入具有稳健空间溢出效应,农村社会基础设施投入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但对非工资性收入具有空间竞争效应。异质性上,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基础设施增收效应存在显著非线性影响,农村经济基础设施投入的边际收入不断下降而社会基础设施投入的边际收入不断上升。因此,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战略背景下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策略应从结构性、空间性和异质性三方面布局。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长江经济带OFDI、技术进步与异质性研究

利用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各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着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影响的作用过程中，在吸收能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例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力度、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外资利用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研究表明，只有当某个省份这些门槛变量达到某一门槛值之后，对外直接投资才会带来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另外，由于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基础设施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所以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异质性。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一个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地区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来自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89-2011年省级层面的发展数据,在基于DEA法测算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分解内容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各地区生产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发展存在着溢出效应,只不过这种溢出效应具有综合性和空间异质性的特征;在区域层面上,技术进步上的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东、中部地区,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来说主要源于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域旅游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Super-SBM方法将环境因素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旅游经济效率测算框架,结合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分析2005—2016年我国省域旅游经济效率空间关联性及影响因素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环境约束下,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趋势,呈现出"东南热、西北冷"的分布特征,尚未实现网状结构均衡发展;我国省际旅游经济效率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对于环境约束下旅游经济效率发展来说,人均GDP、技术创新、市场化、环境规制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路网密度作用不显著,外国直接投资(FDI)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影响因素的溢出效应来看,市场化、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积极间接溢出效应,但环境规制带来了显著的负向间接溢出效应,FDI与路网密度的间接溢出效应不显著。     

基于空间效应视角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构建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碳生产率的空间效应模型,利用2001—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空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直接溢出和间接溢出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不仅促进了本区域碳生产率的提高,而且间接地提高了其他区域的碳生产率;国外引进技术合同直接效应对本区域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是降低了其他区域的碳生产率。     

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与分解

基于长江三角洲42个城市2000—2017年面板数据,在对城市群经济格局演变分析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测算与分解。研究发现:尽管长江三角洲GDP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稳定的"核心—边缘"格局,但2000—2017年不均衡指数的下降表明扩散效应的显现。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表现出较强稳健性,但不同因素的效应存在差异,特别是间接效应差异更为明显。基于空间计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发现,核心区溢出效应显著大于边缘区,且随着一体化进程推进,溢出效应也出现明显增强;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趋势,超过400 km后溢出效应仍然较强的现象,表明一定范围内城市数量增加,有利于有效发挥空间溢出效应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增长。     

投资者情绪对资本市场稳定性的实证研究——来自截面效应的分析

文章借鉴心理学家在赛马赌博中发现的规律,对股票市场的截面效应进行了理论推测。同时,通过构建一个新的投资者情绪指标,采用非参数统计和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情绪指标的变动对特征组合收益率的影响并给出解释,并通过考虑系统风险的情绪变化与其他情绪代理变量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政府投资是否导致"国进民退"——基于中国各地区房地产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在1996年至2008年中国31个省级地区数据基础上建立的Panel Data模型,表明房地产业的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产生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政府投资直接介入房产开发领域,在土地资源、信贷资金等方面与私人投资形成了竞争关系,政府大规模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也相对减少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从而挤出了房地产业的私人投资。建议房地产业的政府投资应从房产开发领域转向并集中于土地储备开发领域,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投资应从直接建设住房逐步转向需求补贴。     

关于我国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探讨

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目前到了收尾盘点阶段,如此规模的政府投资除了满足社会公共品需要外,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如何是大众关心的重要问题,因而关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政府投资乘数大小作为衡量政府投资效果的重要依据和基本工具,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有利于增强和改进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等路径并运用生产函数法对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投资乘数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拉动作用,但同时也发现政府投资产出弹性小于非政府投资的产出弹性,在一定范围内同等数量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低于非政府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内投资的挤入效应研究

本文建立了衡量挤入、挤出效应的计量模型，利用模型定量地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浙江省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的结论，并分析了产生挤入效应的原因。     

投资主体决策异质性与货币政策效果差异

本文在对中国近期投资需求现实考察的基础上,构建了各类主体的投资需求新古典模型,根据不同投资主体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差异得出结论:(1)以调整利率(准备金)为主的货币政策对于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住宅投资具有较大效应,而对于国有企业投资作用相对较小,对于地方政府投资的效应为0,甚至作用相反。(2)以控制信贷规模为主的货币政策对于私营企业投资、家庭具有较明显的作用,对于国有企业投资作用较小,对于政府投资作用非常微小。(3)政府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比例的调整对于国有企业的投资变化具有较强影响,而房地产调控政策如果发挥作用,则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和住宅投资具有较大效应。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影响分析——以山西为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民间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山西作为资源型内陆省份,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远不如沿海发达省份。为了实现转型跨越发展,必须启动民间投资,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速器。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的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不具有挤出效应,因此提升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是山西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基于乘数原理的黑龙江省产业投资效应分析

投资乘数是近年来决策层和学术界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它反映的是一定量的投资对于总收入所发生的连锁反应和推动作用。本文从投资乘数的涵义出发,建立产业投资乘数的测算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其乘数值。并以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为例说明投资乘数的计算过程,结果显示装备制造业的投资乘数值较大,说明其对黑龙江省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     

东北三省引进外商投资的效应比较分析

东北三省引进外商投资产生正负效应两种效应.对这些效应可以从地区生产总值、国际贸易额、就业人数及居民收入、产业结构、经济安全等方面进行分析.东北三省引进外商投资所产生的效应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黑龙江省应该采取适当对策,发挥外商投资的正效应,避免负效应.     

公共投资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研究

1990年～2007年间新疆公共投资总额持续增长,有力带动了新疆经济的发展,新疆公共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呈先升后降的态势,而公共投资的内部结构没有太大变动,公共基础设施占比较大,且城镇公共投资比重远大于农村。总体来看,新疆公共投资仍然存在定位不明确、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新疆公共投资应在合理规模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对农业及农村地区的投资份额,加大对教育、科技方面的投资力度,而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宜扩大。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问题研究综述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从外资的区位变化与聚集效应、外资的溢出效应与机制、外资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及其投资战略分析、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变迁路径、利用外资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博弈、投资者甄别机制与国内企业自生能力的建立等几个方面对国内2003年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