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政策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政策绩效研究

本文以碳税政策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问题为研究对象,分别研究了碳税政策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创新模式选择以及研发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而分析了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收敛性。通过研究发现,碳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激励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自主性,也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实现。提出我国在碳税政策设计和实践中应坚持建立激励与约束相容的碳税政策、促进碳税征收与碳排放交易协同、匹配碳税征收行政管理体系建设以及利用碳税发起设置低碳产业基金等政策实施路径。     

央企业绩考核新思路

绩效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现代产权契约管理的核心环节，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始终，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是将企业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财务、流程和激励约束、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绩效管理是企业负责人的首要课题，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不懂得绩效管理，可以说是一个不合格的企业家。因为加强绩效管理是将企业的目标与绩效统一于激励和约束的框架内的基础性管理，目的是调动企业每一个员工的积极性，使资源配置最优化，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专利执行保险、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重要制度之一,专利执行保险通过降低技术溢出损失和外部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2012~2019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专利执行保险实施背景下专利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执行保险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提升作用明显,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技术溢出损失效应和外部融资约束是影响专利执行保险创新激励效应的重要机制和渠道;专利执行保险和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显著,其中对滞后5期内的企业财务绩效提升最为明显。研究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激励作用探讨,加快专利执行保险试点推广以及如何激发企业创新提供理论价值和政策启示。     

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激励了数量还是质量

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助推了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但也带来了微观层面策略性创新和宏观层面“数量长足、质量跛脚”的创新困境。在迈向创新强国之路上,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内涵和重要工具,以税收优惠、创新补贴为核心的一揽子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是否导致了中国技术创新上述困境?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文利用中国企业授权发明专利数据,以及机器学习和语义引用方法,测度了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税收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调查数据和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名录等,实证检验了中国技术创新主要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代表的普适型政策仅促使了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数量,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②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为代表的选择支持型政策,同时激励了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③以“政府科技活动资金投入”为代表的自由裁量型政策,则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都无影响。本文为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提供了新的测度方法,更为合理评估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企业的领导权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治理结构中领导权结构的不同安排会改变经理人决策自由和创新意愿,进而导致企业创新活动的效率差异。但相对于股权激励、资本结构等其他机制而言,领导权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是隐性和间接的。文章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来研究企业领导权结构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09～2011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领导权结构的不同安排确实会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私营企业的CE0两职合一会比国有企业带来更好的创新绩效,并且这一关系主要是通过经营者时技术创新决策的支持而实现的。     

价格规制合同设计中信息租金与配置效率的协调方式

网络产业所具有的自然垄断特性使政府规制成为必要，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规制企业所具备的信息优势使政府在设计规制合同时必须面对和解决逆向选择问题。本文在考虑了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含有信息租金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函数，分析了企业信息租金的存在形式及其与配置效率的冲突关系，并提出了政府如何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减少企业信息租金之间进行选择的协调方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实证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短期经营具有负向冲击, 但是激励企业长期绩效的增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域、行业差异; 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选择效应, 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 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 短期绩效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小; 受政府支持与保护的企业, 不仅短期绩效受到的负向冲击较小, 而且长期绩效受到的激励效应也相对明显。     

互联网发展如何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基于企业库存调整的视角

“去库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不断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关企业优化资源配置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企业库存调整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优化中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库存，有利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不仅提升了供应链匹配效率和企业管理效率，而且降低了合约成本和企业销售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企业库存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处于价值链上游、国有企业以及出口型企业的库存调整削减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库存削减调整是互联网发展提升企业绩效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可以为企业库存管理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高效化与精细化支持。本文深化了对数字时代背景下提高企业绩效传导机制的认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提升企业生产韧性，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高技术人才管理的有效策略

<正>技术创新为企业带来增值及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在行业中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而技术创新又必须要依赖高技术人才,因此企业的技术竞争优势又取决于企业在吸引、留住和激励高技术人才的优势。高技术人才管理的挑战随着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日俱增。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创新对管理有效性的影响极大。激励体系始终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方面,甚至于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石。本文结合高技术人才在不同阶段的各方面需求,构建适用于高技术人才需求和特点的全面激励体系,采用有效的评价     

融资约束、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绩效

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7 年数据, 构建融资约束综合指标和SA指数, 运用logit模型验证融资约束与OFDI的关系,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OF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滞后性,并探究了融资约束对OFDI经济后果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 （1） 融资约束会对企业OFDI决策产生抑制作用; （2）OFDI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且该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效应; （3） 融资约束在OFDI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了扩大振幅的作用, 即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OFDI 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     

公司治理对医药企业创新价值创造率的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

通过中国上市医药企业 2012~2015 年间的数据,探索公司治理对医药上市企业创新价值创造率的影响机制,将公司治理划分为控制权分配、科学决策和激励约束三大方面,利用 SFA 测算和非效率项的影响分析,发现公司治理对创新价值创造率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当期,两职合一、精简高效的董事会规模和高管激励表现出了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我国医药企业想要提高创新价值创造率可在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方面付出努力。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Researcher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ave long been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However, prior studies of this research stream offer mixed result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is research stream by employing agency theory to investigate how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cifically, we examine two primary effects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the incentive alignment effect, proxied by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cash flow rights, and the entrenchment effect, proxied by the divergence between control rights and cash flow rights of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Based on a sample of Taiwan??s publicly listed firms, we find that the incentive alignment effect moder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positively and the entrenchment effect moderates the relation negatively. These findings shed light on the mixed results of the literature. In addition, most countrie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high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therefore, our results may be generalizable to other settings, providing insight into the ro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国有控股、最高决策者激励与公司绩效

国内研究认为股权结构、董事会和高管激励对公司绩效有影响，而上市公司“国有一股独大”的国情使前两者不会有实质性作用；对于后者的研究则忽略了最高决策者在公司中的重要性。本文以1993—2002年数据为样本，研究国有股代理人(董事长和总经理)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发现董事长是公司最高决策者，除政治激励能显著改善绩效外，最高决策者金钱激励、国有股权性质、两职合一、债权人治理等都和绩效没有显著关系；意味着只有将政治激励所附带的财富效用降低到一定程度，金钱激励才可能成为有效治理机制。     

人力资本专用化的内生公司治理研究

人力资本专用化已日渐成为诸多公司成长与竞争中的一种战略选择，但人力资本专用化在改变公司财富创造的源泉并具有创新意义上的环境动态适应性时，亦会内生出诸如公司主雇双方的“讨价还价”、公司权利分配结构的边际调整、公司治理边界的重新定义以及公司潜在创新需求的治理保障等诸多不同层面的公司治理问题。在人力资本专用化的条件之下，人力资本专用化投资的公司激励机制、基于人力资本专用化的公司财富增长机制以及公司治理理论逻辑与治理结构的相应变革与完善均系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Incentive pay for non-executive directors: The direct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on firm performance

To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influential activists in the US recommend the use of incentive pay for non-executive directors. Policy makers in the UK and Australia, however, recommend against it. Motivated by stark contrast in the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se Anglo-Saxon countr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incentive pay for non-executive directors on firm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based on data from 178 listed Australian companies support both recommendations. Firm performance tends to be better when no incentive or high-power incentives are offered to non-executive directors than when low-power incentives are offered. This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how incentive pay interacts with monitoring by large shareholders and debtholders to influence firm performance. This paper shows that large shareholder monitoring interacts negatively while debtholder monitoring interacts positively with incentive pay for non-executive directors to affect firm performance. Overall,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governance mechanisms recommended by agency theorists such as performance-contingent pay and monitoring can backfire if they are not designed properly. Both the direct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practitioners design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s.     

中国工业污染防治的制度性缺陷及其纠正

“十五”期间，中国工业污染防治计划完成得并不理想，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工业污染防治存在三大制度性缺陷，即成本一收益分析制度缺乏、科技创新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整合不足、激励型生态补偿制度不完善等，正是这三大制度缺陷，使得环境保护政策难以满足完美可执行性的条件．引致环境保护中的软约束现象的产生。环境政策完美可执行性条件得以满足的制度基础是“十一五”期间中国环境保护建设的最根本任务．“十一五”的环境保护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项任务能否完成．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若无法有效的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单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

本文将企业创新模式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通过风险偏好与创新模式选择的研究,探讨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创新模式选择的关系。得到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风险小,见效快的利用式创新模式;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探索式创新模式选择显著负相关,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形正好相反;高管持股的股权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但需要一个持股临界值。这些结果反映出非国有控股和高管持股的企业更有动机进行探索式创新,政府政策应为其搭建出必要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