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民田家莂》的组合形式

"米"是<嘉禾吏民田家莉>地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占比重最大,"税米"和"租米"便是其专有名称.<竹简(一)>中"税米"和"租米"的涵义同样如此.完整的<吏民田家莂>有两种组合形式:"吏民田家别莂"加"吏民田家莂顷亩旱熟收米钱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莂";"吏民田家别莂"加<竹简(一)>中吏民缴纳"税米"、"租米"的简牍.再加"吏民田顷亩收钱布牒".后一种组合早于前者,嘉禾四、五两年还继续存在着.在这一制度中,"税米"亩租额1.2斛恒定不变,正是其核心和性质的集中体现;"租米"的由高及低和其它方面的变化,只是其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产物.估计这一制度最晚在黄武前期便已出现.     

论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经济职能

宗族法是中国封建法律的宗法性衍生物。宗族权贵利用个体小农重视宗法血缘关系、寻求自力救济的特点,适应封建社会后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庶族地主取代豪族地主而构成地主阶级主体的历史转变,于基层社会普遍建立以血缘纽带相联结的宗族组织;同时,制定在宗族内部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宗族法,调整宗族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维持宗族社会秩序,从而实现补充国家法律、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中华法系特点之一是国家制定法中关于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不甚发达,而通过礼、习惯及其他规范辅助国家法律,实行对民事财产关系的调整。清代宗族法普遍具有经济职能,作为调整宗族内部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依据,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以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为主的江南地区,宗族法的经济职能尤其显著。     

初论"血缘共同体"与"关系共同体"——南北村落性质比较

南方村落多为单姓聚族而居,以血缘为联结纽带,构成"血缘共同体";北方村落则是多姓杂居,家族之间的关系作为村落内部最重要的关系形态,是村落共同体的联结方式,以此为纽带形成的是"关系共同体",族际关系的不同形态决定村落的生活和治理的不同面貌.血缘共同体与关系共同体因其内部的结合方式和纽带的差异,使得共同体内部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以及地方性共识、规范和伦理取向也大相径庭,相异成趣,进而在村落治理层面形成不同的政治社会现象.     

略论中国历史上的“草民意识”及相关的社会形态

"草民意识"和与之相对的"官本位"意识,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专制社会的一块"观念"基石.传统社会中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都极其低下,在各种法律规定和社会制度中,民负有各种义务而不能享有相对的权利."草民"的这种价值取向一方面决定于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等社会物质形态,另一方面,随着君主专制集权制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王权主义和官本位泛化,进一步强化了"草民意识",使之成为一种"潜规则",长久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观念形态之中.     

从《四民月令》看汉代宗族的日常生活

汉代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宗族把持地方政权的局面,致使宗族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博陵崔氏即是两汉时期强大的宗族。在此背景下成书的《四民月令》一书,从祭祀、农事的安排、宗族关系的维持等方面展现了汉代宗族的具体生活状况,同时反映了汉代地方由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的转变。     

清代的借贷与规制"违禁取利"研究

中国古代国家为了限制官府与民间通过借贷谋取暴利,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正常的借贷关系,动用了法律的手段.明律中出现"违禁取利"的罪名,在法律上延续了前代"一本一利"的利息总量,确立了"利不过三分"的原则.清沿明制,进一步在法律上调整借贷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的借贷活动空前活跃,不仅存在着生活性和消费性借贷,也存在着生产性和经营性借贷,更存在着官吏、兵丁借贷,以及各种因官吏勒索及制度性缺陷而引起的借贷,而在"违禁取利"方面,统治者一味实施限制与打击.最终不但没有建立起他们期待的社会经济秩序,反而使朝廷失去经济控制能力,王朝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中国传统社会的“国营农场”及其转轨路径——兼论古代屯田的制度背景与演进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传统社会的"国营农场"是"郡县-编户齐民"治理模式在"非常态"下的补充性或替代性选择,并随着"非常态"向"常态"的转换而面临转轨压力。通过对"郡县-编户齐民"主流治理模式及其微观基础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本文对传统版"国营农场"及其主要表现形态的"屯田"的制度背景、微观基础和转轨路径进行了理论探讨。主要发现包括:"国营农场"以及作为其主要表现形态的古代屯田,往往在经济效率之外有着更宽泛的目标,但经济效率本身却决定了其可持续性,而屯田的经济效率通常低于编户齐民模式,故有着内在的转轨压力;其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着相对丰富的过渡形态,但不论初始形态和过渡形态如何,在满足"编户齐民"生活生产条件并具备郡县治理条件的情况下,承平时期的编户齐民模式仍是在经济效率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目标形态,是传统版"国营农场"的适宜转轨目标。     

封建宗法关系的起源、本质和改造

封建宗法关系是世界各国古代历史上常见的一种宗法性的依附、奴役、剥削关系,它不同于同姓血缘组织内的宗法制度,却同样存在着家长式的强制权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关系广泛存在于各民族。认识封建宗法关系的本质并对之进行改造,对于当前反腐倡廉、西部大开发、大力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实现“富民兴桂新跨越”的目标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先秦诸子百家民生经济思想探析:结构变迁的视角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结构大转型时期,"民"、"本"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政治和经济意义也日益凸现出来,从而影响和导致了民生方式和利益结构的变革。在此条件下,先秦诸子百家对民生概念和内涵有了新的认识和发展,对"富"有了个量和总量、量和质的认知,他们当中大多人注重从富民的角度来探索民生问题,并从民生在农、民生在勤、民生在民、民生在于节用爱人和保护土地私有制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关于民生的经济主张。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奠定了中国农业社会的民生框架。但在自然经济形态和封建专制主义下,民生内涵也受制于此而不包含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权利,因而真正的富民是难以实现的。     

观《徽商风流》有感——浅谈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反思当今社会

观看《徽商风流》之后对其中介绍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部分加以概括分析,认为传统社会是由姓氏、宗族、血缘、族长和族规来维系的,与此相对应现代社会有了更为进步、独立和人性化的社会生活模式,然而这种模式是否百分之百优越于祖先的模式?是否使社会生活更加和谐?如果还存在问题,传统社会是怎样解决的?这些都是应当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     

"仁"学价值的"同构性"与"异质性"

孔子的"仁者,人也"思想,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价值旨向。由血缘所形成的家庭是个人走向社会的过渡环节,家庭既有社会性的因素又有个人的形成内容,因此便具有外部社会和内在个体的双重特点。而基于家庭与社会所具有的"同构性"使得由个人所形成的内在道德品质不但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更为复杂和扩大的社会视域中具有同样的作用;另一方面,个人与社会所具有的"异质性",使得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中,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即"修己"与"安人";"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矛盾。     

论中国古代文论“模糊性”的成因——以伦理文化模式为视角

文化模式对一个民族的物质器物层面和精神思想层面都有着极大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典型特征便是伦理文化模式。追求的最高境界为"和",以血缘宗法为基础,以情为载体:古代伦理文化模式突出的三个特点对古代文论"模糊性"造成了深远影响。     

宗族势力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的功能探析

宗族在我国农村社会的存在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和具有特色的文化因素。自殷周开始，宗族势力虽然几度受挫，却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变和基层政治模式的调整，宗族势力从多方面影响着现代乡村社会，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其定义来看，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按照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实体性宗法组织”，或者说宗族就是家族的集合体，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其存在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出礼入刑"谈"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及其作用

古老的中华法系融温情与严酷为一体,独具特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早在奴隶制社会,礼与刑的关系就极为密切,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法律形式.在中国法律的萌芽之初,伦理道德的内容便充斥其中,为中华法系打上了深深的伦理道德的烙印,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的法律制度与观念.     

珠三角宗族制与农业耕作系统

本文论述了珠三角宗族制的兴起、盛行与滨海湿地农耕系统之间的关系,指出此地的宗族制因应农耕系统的需要而出现,而且,彼此间的互动促进了各自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族内经济关系的商业化、虚拟宗族等,成为珠三角宗族制的特点,其宗族制度属于变异的亚种形态.     

社会形态与宗族文化——略论中国宋代以来的宗族变化与发展

中国的宗族是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渐渐形成的一种地方组织和势力,自宋朝起初具雏形,到明清时期发展至高峰,对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广泛且重要的影响。宗族文化并不是在中国历史上某个朝代突然出现的,而是随着封建统治者的意志、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发展,具有强烈的社会适应性和调节性。本文对中国宋代以来的宗族变化和发展进行研究,通过探究宗族在宋朝的萌芽发展背景、明清时期的各种宗族现象等,从而进一步确定宗族并不是由明朝所创造出来,并试图揭示社会形态变化与宗族发展之间的关系。     

地缘血缘观念与海外华侨华人北大核心CSSCISSCI

地缘、血缘观念是中国漫漫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播迁海外的华侨华人人虽然离开家乡和祖国,但他们的思想意识里,仍存在着浓厚的地缘、血缘观念,比较重视宗亲、乡亲和亲戚朋友这些社会关系。所以,他们不论是在向外迁徙,还是在海外的工作就业、企业经营、生活社交、社团组建等方面,都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使自己在言行举止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性质与内容分析

本文通过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简牍所载主要经济内容的分析 ,认为该文书的性质是年度户别税钞总计 ,而不是租佃契约文书 ;并探讨了文书中的“丘”与乡里基层政权组织的关系 ,它可能是乡里之下用以标示地名的小自然村、居民点。又对官田出租类别中的“二年常限田”与“余力 (火种 )田”、“旱田”与“熟田”的实际含义进行考证 ;并指明三国孙吴时期官田的地租形态是“按亩计征”的实物定额租。最后通过旱熟田的比例数字 ,说明此时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水利事业仍处于滞后状态。     

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内外统筹--国内因素与中国对外政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化的发展使内政和外交的互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对外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国内政治成为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中国外交决策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强调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作者探讨了中国普通公众、经济行为体、军贸公司、知识界等四个因素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和外交决策部门的应对策略。国内社会因素参与对外关系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有效的外交工具,但社会因素自身的特点也掣肘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双刃剑"和"设置议程"的功能。外交决策部门在统筹内外大局方面,或是"双层博弈",或强调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协调。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的变迁增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复杂性,改变了外交部门的传统职能,赋予中国对外关系与大多数国家更多类似的特点。这种状况需要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为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提供思路,为理论建设贡献中国经验;在实践上要求政府管理对外关系时超越传统主权观念,重视外国社会力量,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准确认识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安全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和客观趋势。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有助于我们在融入世界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中国日益融入这个世界,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因此,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改变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相互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现在和将来。既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影响,看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人们的观念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又不应该对全球化作"泛式"的解释。如果承认"泛式"的广义全球化,就会在西方意识形态面前消失自己的价值观、文化特点和民族特点,包括发展道路的选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