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引领下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探索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工作部署,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升入,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呈现出的是一种“科技”+“法治”的新结构,更注重的是从以往的权力管控到权利保障的变化,当前数字法治政府在建设中面临数字化立法欠缺及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首先需要树立数字化和法治化共同发展的理念,注重数字化立法和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     

正泰:未来工厂铸就工业互联网高地

早在2003年时,“数字浙江”建设上干玄就已经上升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数字浙江建设新征程早已拉开序幕。对于浙商企业而言,数字化建设也已经早在足下。其中,数字化工厂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浙商企业数字化建设的一个方面。     

数字浙江 浙商方案

2月18日,浙江召开了一场高规格大会,对数字化改革进行全面部署。数字化改革是数字浙江建设的新阶段,是数字化转型的一次拓展和升级。其背后围绕党政机关、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法治等五个方面的细致阐释,让浙江的数字化改革立体、丰满了起来。     

浙商眼中“五个跃迁”的浙江作为

今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浙江将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率先实现“五个跃迁”。浙江将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版,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推广应用新智造模式;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智慧社区”,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赋能浙江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纺织和服装行业是浙江传统优势产业,拥有完整的产业链。然而,浙江纺织服装产业仍处于利润较低的制造环节,整体的数字化程度有待提升。目前存在缺乏支持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文化、数字化技术的投入回报周期长、设备购置运维资金短缺和缺少主导数字化转型的人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企业、数字技术服务供给方、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和高校通力合作,共同为浙江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郑州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路径

随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不断深入,数字经济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十四五”时期,郑州市数字经济整体呈现向好发展势头,数字产业化发展迅速、产业数字化不断加深,数字经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还存在差距、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较慢、数字经济核心竞争优势不突出、数字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郑州应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营造良好转型环境,推动两化协同发展,加快推进新基站建设,加大数字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全面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加快推进郑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强国:概念理解、指标构建与潜力研判

“贸易强国战略”是中国“十三五”以来的重要国家战略。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外贸竞争优势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有必要研究贸易强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评价标准。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提出数字贸易强国的定义,建立数字贸易强国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59个主要国家进行评价。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是潜在的数字贸易强国。美国是“全能型潜在数字贸易强国”,中国是“高潜力型数字贸易强国”,日本和德国是“制造业数字化驱动型潜在数字贸易强国”,英国是“服务业数字化驱动型潜在数字贸易强国”。中国的数字化市场指数在5个国家中排名第一,贸易潜力指数表现相对良好,然而数字贸易结构还有待优化,数字贸易环境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我国数字经济的“两化”发展与区域比较

在数字经济体系中，聚焦需求端的数字产业化进程先于聚焦供给端的产业数字化进程，随着我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不同的发展起点和运行逻辑使数字经济在宏观经济中的贡献持续增大，区域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以2012—2019年为研究期，借助区位熵和描述性统计，通过分析“两化”发展及其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发现，数字产业化开启产业数字化发展，产业数字化倒逼数字产业化转型升级，但“两化”相互独立。2015年以后，“两化”的关系从协调发展逐渐转向不协调发展，严重制约了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突破。在数字产业化视角下可将各区域按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达地区，包括东部、中部和少部分西部地区，另一类是欠发达地区，包括东北和大部分西部地区，两大区域处于数字产业化的不同阶段。产业数字化的空间集聚性和产业集群性与主要城市群叠加，产生范围经济效应，形成城市群中心化分布格局，中西部地区处于劣势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风险。“两化”以相反的作用力影响着区域发展格局，产业数字化的高占比加大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难度。提高新基建的区域覆盖度、提升欠发达地区数字设施与产业发展的匹配性、加大“两化”的专业化力量和产业链的数字化建...     

我国数字经济“十四五”发展框架浅析与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重要机遇。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能力、融合发展能力和环境构建能力日益增强，同时，还面临着数字技术加速创新升级、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据市场成为国际竞争新角力点、社会治理数字化需求凸显等一系列新趋势。面向“十四五”，数字经济应遵循“三个抓手、两个进程、一个环境”的发展框架，即着力握紧数字市场主体、技术和数据“三个抓手”，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进程”，构建“一个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发展对浙江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

文章在分析了当前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VAR模型,对数字贸易发展与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浙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数字贸易正起着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数字贸易的发展会影响到浙江三大产业的比重向更加高级化方向发展,也表明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有利于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提出应积极鼓励发展数字贸易,并通过稳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激发数字贸易发展新活力、建立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数字贸易联动机制、把握数字贸易规则动向,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打造数字人才聚集高地等措施助力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数字经济背景下江苏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调研和对策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江苏省制造业企业已具备数字化转型的良好基础。2021年对南京、常州、苏州、无锡和连云港经济开发区的100多家制造业企业进行抽样调查，从企业属性、企业“智改数转”的意愿和能力、所涉业务范围的宽度、所涉产业链改革的深度和所涉组织架构相应调整的幅度多个方面进行分析，针对调查中反映的主要建议，指出江苏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数字产业化水平有待提升、缺少影响力较大的领军型企业带动以及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效应不明显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培育江苏省数字产业集群、驱动产业集群网络化与制造业服务化以及推进各类产业园区数字化升级的针对性建议。     

数字经济下的“服务业成本病”:中国的演绎逻辑

基于“价格效应”逻辑，选用2011—2019年中国各省份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是否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以及数字经济对“成本病”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目前中国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减缓“成本病”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弱化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高行业的“成本病”,但在住宿和餐饮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低的行业中，这种效应暂未显现；数字经济缓解“成本病”的效应在“胡焕庸线”东南地区更为显著，西北地区并不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缓解“成本病”的原因在于其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大于制造业。     

张天任：以数字化改革驱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夯实数据底座，推动从“群众跑腿”向“数字跑腿”转变

<正>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重要一环，优化营商环境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再次广受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在接受《财经界》采访时指出，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土壤”。以天能控股集团所在的浙江省为例，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先行省，以“数字化”改革为主抓手，倒逼政府数字化转型，在全国率先开启了政府数字化改革赋能营商环境优化的探索实践。     

出版业数字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前,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意识日益提升,数字出版正日益成为引领价值、宣传思想、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主力军。但与此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到,传统出版仍远未与数字互联网技术从“相加”到“相融”,技术应用、编辑创新和理念设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些企业的数字化仍处于发展初期,赢利模式尚不清晰,未来发展之路仍未找到,甚至一些企业出现了业务萎缩,在数字化大趋势下掉队的现象。基于此,本文就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发展进行研究,论述一线企业如何推进技术与内容深度融合,以期对传统出版业发展有所帮助。     

数字武汉总体框架与建设实践

“数字城市”是当今信息化建设的热门话题,许多城市都以“数字城市”为旗帜大力推进城市信息化建设。阐述了“数字武汉”建设目标和总体框架,论述了数字武汉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介绍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政务地理信息系统、三维数字地图系统等重点应用系统的建设情况。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实现企业的“降本增效”,对企业投资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的发展状况、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理,其次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选取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变量进行传导机制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对企业投资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管理部门应当通过积极改革为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的氛围,企业应当积极重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带来的促进作用,以及企业应当重视在数字化转型中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营商环境优化的路径分析——以河南为例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入研究省级政务服务数字化建设进程,提升政府效能、市场效率和社会协同力,从而对营商环境中的政务服务、法治环境、市场及社会服务等要素产生赋能,建立营商环境数字化标准规范、标准体系和数据对接清单,建设数字营商环境信息化系统,深化“互联网+营商环境”应用,深度挖掘营商环境建设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指明营商环境改善路径,推进长效化营商环境监测机制,以常态化监测约束倒逼减环节、优流程、压时限、提效率,切实提升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整体效能,为服务政府精准施策“硬核”护航。     

数字贸易背景下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数字网围与数字化大平台建设研究

近年来义乌数字贸易发展较快,但仍处于初级阶段,相关产业基础薄弱,专业人才短缺。作为一种新型的特殊监管方式,数字网围具有监管效率高、风险可控程度高、监管分类精准便捷等优势。义乌应加快数字围网和数字化大平台同步建设,摸索"试验区"数字网围新模式;主动对接长三角协同发展,建设"试验区"数字化大平台;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从而提升"试验区"数字化监管能力和效率,使"试验区"成为浙江甚至全国最高效、贸易便利化程度最高、风险最可控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区域。     

从设施到规则共建数字贸易共同体

数字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开拓与发展,近年来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热潮的带动下呈现扩张态势,“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加强数字贸易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跨境电子商务、数字服务贸易迎来全新机遇。由于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数字化转型的起步阶段,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治理规则制定不完善,数字贸易差异化显著以及数字本土化和外部国家的限制,使得我国推进“一带一路”数字贸易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我国应以“数字丝路”建设为契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软硬件建设的合作,同时加强数字治理及规则制定方面的合作,跨越数字鸿沟,打造“数字丝路”共同体。     

企业在元宇宙中的数字传播：一种数字服务化的视角

元宇宙的概念虽并不新鲜,但在近期反复被提及。多家机构发布关于元宇宙的研究报告,许多公司和投资机构注资元宇宙相关产业。有人说元宇宙是互联网的下一代,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商业概念。本文首先将对“元宇宙”的概念进行梳理和归纳,总结出元宇宙的特性和特征。其次,对企业的数字服务化研究进行总结,提炼企业进行数字服务化的方向。最后,将元宇宙与数字生活空间相结合,从数字服务化视角提出,企业应该从数字化企业、数字化个人和数字化社会这三个方面着手,在元宇宙中进行数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