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持股、投资行为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

金融化问题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文章选取了2013～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非金融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持股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影响。结果表明,高管持股能显著抑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水平越低;而投资行为在高管持股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高管通过投资行为影响了企业的金融化水平。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行为更优化,对金融化抑制效果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进行合理投资,抑制企业的过度金融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股权结构、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房地产公司的数据

针对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对公司绩效的的影响,通过选取2013年在我国深沪A股上市的92家房地产公司为样本,对其股权结构、高管激励和公司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认为,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公司绩效随之上升,其次,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对公司绩效都有显著影响,其中股权激励比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加明显。     

研发投入、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在我国积极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将创新视为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背景下,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2014年-2018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研发投入、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论表明研发投入、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当期绩效分别具有负相关与正相关关系,且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     

数字金融、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2-2018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并考察高管背景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辖区企业创新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高管的研发技术背景对该作用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作用,并对数字金融在创新激励方面的作用产生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限于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背景的调节效应也是如此.     

数字金融发展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金融机构识别客户的能力,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表现出“马太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数字金融发展更是助推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而非金融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数字金融发展对其影子银行化的助推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问题探究

股权激励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和公司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6年2月,中国财政部推出了新的会计准则,其中增加了《股份支付》准则,对国内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会计处理作了明确的规定。良好的股权激励机制对调动企业高管的积极性,减少短期行为,实现股东和公司利益最大化,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具有重要作用。笔者在股权激励理论和实务基础上,总结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高管股权激励提出建议。     

高管激励方式与国有混企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利用2012-2017年327家国有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国有混企经营绩效会随着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提高而提高,国有混企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会介于单一薪酬激励和单一股权激励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之间。     

高管股权激励与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2010年上证A股及深圳主板A股股票观察值为样本进行研究,对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及高管股权激励程度进行估计分析,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与会计稳健性呈倒U型关系,即股权激励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呈现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这说明现阶段我国高管激励政策实施中不仅存在利益的趋同,亦存在利益背离现象。这种利益背离,导致企业高管对盈余指标的操纵。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可在股权激励方面做适当调整。     

实际控制人、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创业板数据的分析

以我国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2011 ～ 2015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绩效的高低与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常普遍的现象,实际控制人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实际参与到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绩效;同时,本文还发现,股权激励效应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在实际控制人不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上市公司中能够发挥更明显的作用.     

股权集中视角下企业金融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企业金融化关系到我国实体经济的振兴与发展,而自身股权结构也会影响到金融化资产的配置,对之间关系产生影响。本文研究公司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探究股权集中是否是其调节变量。结果如下:(1)沪深上市企业金融化程度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2)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

基于我国宏观经济中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的背景,本文选取了2010年～2020年度沪深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的关系,以及融资约束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呈显著正相关,企业金融化趋势越深,企业财务风险越大;而融资约束在二者间具有调控作用,融资约束和企业金融化的交互作用能显著降低财务风险。本文丰富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研究,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引导企业“脱虚向实”、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提供一定的参考。     

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公司风险与独立董事的调节效应

以2010-2012年披露研发投入且数据完整的141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为公司治理实证检验了公司风险和独立董事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公司风险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的只是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风险的企业更明显;（2）公司风险为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同质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形态。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而在低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3）独立董事同样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独立董事比例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独立董事的企业更明显。     

高管股权激励、内部控制质量与外部审计费用

为了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企业股东会对高管制定薪酬激励方案来缓解二者的利益冲突。文章以2009—2020年A股中对高管采取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外部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高管的高股权激励会显著增加外部审计费用,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股权激励诱发了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其舞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大,从而增加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较高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与其外部审计费用呈负相关关系;高质量外部审计能够发挥其监督和治理作用,弱化高管股权激励对外部审计费用的正效应。     

外部监督抑或机会主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发挥外部监督效应，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减少企业金融化，但同时也可能发挥机会主义效应，导致管理层自利成本降低，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为此，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加剧了企业金融化，且随着管理层自利动机的增强，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这支持了机会主义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的正相关关系仅在国有企业和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显著。当管理层自利动机较强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升金融化后，对企业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管理者金融危机经历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8—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烙印理论”，考察了管理者金融危机经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的金融危机经历对其所在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而在金融危机期间遭受财务困境的企业中受到明显抑制。拓展的研究表明，经历过金融危机的管理者持有金融资产的动机并不单一，但获利动机更强烈。最后文章还发现，管理者的获利动机和管理者自信可能是金融危机经历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关键作用机制。文章从企业微观层面拓展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并对企业管理者经历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创新文化、高管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研发投入的理论模型,以京津冀地区A股上市公司2016—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企业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激励在创新文化影响研发投入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文化可以显著驱动企业进行研发创新。(2)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公司高管加大创新投资。(3)高管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均在创新文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股权激励对我国上市公司盈利影响的研究

股权激励使得公司高管获得了公司代理人和股东的双重角色,使高管的利益和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趋向一致。以我国2012年公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样本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前一年与实施后一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的研究方法,探讨股权激励对公司盈利的影响以及不同股权激励模式下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可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股票期权模式的激励效果优于限制性股票模式。     

国企民营化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民营化样本实践的检验

对国企民营化改革效果的期望中,理性的受让方势必要求企业的高管薪酬契约更加有效,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本文以2003-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国企民营化对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影响。国企民营化显著提高了高管的薪酬,但降低了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按照民营化程度分组,在高管变更与民营化后不存在国有股权的样本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下降;依据国企民营化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分析,在国企民营化后的股权制衡低与不存在机构投资者样本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下降。研究表明,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并非民营化简单地一改就灵,不同的公司治理、企业规模、民营化的程度等,都对其有影响。所以,国企民化改革需要把握好节奏和程度,要重视适度保留和发挥国有股权成分的治理作用。另外,研究结论的拓展反思,对国有企业现行的高管薪酬制度的管理与改革有启示意义。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层持股与公司绩效相关性实证分析

企业高级管理层的激励问题长期以来始终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股权激励问题更是一个全球性的热点。以2006-2009的实施股权激励的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实证方法分析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平均持股比例很低,但持股仍对高管人员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高管薪酬内部债务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研究

国外学者已在一定程度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实了内部债务激励的有效性,认为内部债务同股权激励一样可以成为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方式,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及财务决策实现企业活动层面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我国应借鉴其经验,在高管薪酬中加大内部债务比例,完善高管相对业绩评价制度,加强对高管薪酬的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