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表现和原因及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 ,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表现为工资歧视、雇用歧视、职业歧视三方面 ,其深层原因是 :市场失灵和个人偏见导致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 ,长久以来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制度和政策导致对农民工的雇用歧视和职业歧视 ,且后者是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原因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溢价效应——基于教育-工作匹配视角

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数据(CHIP),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工具变量法评估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溢价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工资溢价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住生活成本,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不同城市规模的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影响,而中小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无关。究其原因,根据对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教育-匹配程度测算,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农民工教育-工作相匹配;考虑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后的收入效应,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由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及职业决定,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主要由农民工自身能力决定,即验证了教育-匹配程度是城市规模影响农民工工资溢价的重要作用机制。该结论有助于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并为农民工职业发展提供有效途径。     

“市民化”之后:户籍变更能否消除工资歧视

户籍歧视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那么,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市民化"改革能否消除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歧视呢?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通过引入一种改进型Rubinstein模型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的识别策略,从理论和实证上回答了上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变更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工资歧视,即使在农业转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之后,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存在针对"农转非"群体的工资歧视;就整个"农转非"群体而言,随着近年来城市落户门槛的逐步松动,他们受到的工资歧视整体上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从劳动者的个体角度来看,虽然"农转非"劳动者受到的工资歧视会随着其落户年限的增加而逐渐得到弥合,但是过程比较缓慢;在不同城市和不同户口来源的条件下,"农转非"居民受到的工资歧视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工资歧视现象越严重;政策性"农转非"居民受到的工资歧视更加严重。     

教育和户籍歧视对城镇工和农民工工资差异的影响

本文提出基于自然实验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个体特征差异、进入市场前教育歧视和市场后户籍歧视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工工资率是农民工工资率的1.79倍,两类劳动力工资差异的69.77%、14.01%和12.99%分别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农民工进入市场前受到的教育歧视和进入市场后受到的户籍歧视导致的。因此,政府在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的同时,大力促进城乡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     

农民工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

本文利用最新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歧视问题。本文认为，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44．8％的工资差异是由个人特征不同形成的，55．2％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歧视性因素。歧视性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农民工的直接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36．2％；二是对城市工的制度性保护，即对农民工产生的反向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19．0％。     

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及其成因的解释——歧视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随着城镇化和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群体的供求关系和工资决定机制也随之调整。本文利用2013年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况调查数据识别农民工群体性别特征差异,构建了农民工工资决定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对性别工资差异进行了Oaxaca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女子不如男"的传统思想、企业对女性家庭和工作冲突的担忧、女性工作时间和培训参与率绝对水平偏低及社交网络特征的性别差异有关。但女性的工作时间和培训参与率的回报率显著高于男性,如能在工作时间和培训参与率上与男性持平,企业担忧对性别工资差异的贡献将被抵消。换言之,新的工资决定机制下,歧视对农民工工资差异的贡献趋于减少。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及其工资效应——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增加劳动供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1~2016年微观数据,基于城市规模视角分析了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工资效应的差别。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错配比例越高;中小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呈现工资嘉赏效应,大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以工资惩罚为主;而教育不足对农民工工资则普遍存在负向影响。农民工教育与职业不匹配对工资影响的理论机制表明,中小城市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支持分配理论模型。这意味着,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表现出学历越高人力资本回报越高的特点;而在大城市,教育与职业适配则更为重要。因此,改善城市层面的教育-职业的适配性,让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和工作转换,进一步增强城市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是相关政策调节的重点。     

社会关系网络与劳动力工资的户籍歧视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的数据,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引起的户籍歧视对劳动力工资的户籍差异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工利用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扭曲市场规则能够形成行业壁垒和回报率偏差,大约12.18%的户籍工资差异是社会关系网络所引起的户籍歧视引起的。此外还发现,劳动力工资的户籍差异主要还是由于特征差异引起的,特别是不同户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大约52.70%的户籍工资差异是由城镇工和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引起的。     

村干部工作积极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韩城市197个村干部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工作满意度、留任意愿、工作难度三个logit回归模型,从个体背景维度、工资维度、村庄维度、社会声誉维度、制度维度5个维度10个变量分析了各激励因素对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三个替代性指标工作满意度、留任意愿、工作难度的激励方向与激励程度,接着通过情景模拟实验进一步分析各激励因素的激励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发放工资越多,工资满意度越高,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越好,干群关系越融洽,民主制度运行越不规范,工作满意度越高;村干部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长,干群关系越不融洽,民主制度运行越规范,村干部留任意愿越低,发放工资、工资满意度、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对留任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村干部工资满意度越高,村庄经济状况越落后,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越好、村庄民主制度运行情况越规范,发放工资越低、村中威望越高,工作难度越低。     

就业歧视与农民工福利缺失问题分析

本文在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工资比较模型测算了郑州市的歧视系数。通过对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两种不同歧视系数的比较和讨论，透视农民工福利缺失及其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揭示“逆歧视”问题的实质和根源，最后提出了加快改革、实行补偿性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等推动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体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基于个人特征、外出务工特征的分析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其意愿的个体特征和外出务工特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8.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其职业农民意愿选择影响整体不明显,只有性别因素影响显著;从外出务工特征看,职业类别、收入、城市社会关系网、流动迁移模式均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意愿相关,具体而言,务工职业层次和职业声望低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务工收入水平越低者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在城市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广者倾向留城发展,举家外出务工者更倾向留城发展。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迁移劳动力歧视工资决定机制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从二元经济结构变动和区域差异的角度,研究农村迁移劳动力歧视工资的决定机制,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部门的农业收入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工资的决定有参照效应,而实际产出对迁移工资的促进作用发生偏离。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程度的恶化,参照效应和偏离效应随之加强,并且从整体上看,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受农业收入的影响最大。进一步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回归发现,东部地区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收入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参照效应的强度存在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参照效应弱于中、西部,并且各区域要素回报率也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最为突出,中部地区仅有物质资本通过检验,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劳动的回报率较高。     

异质性培训、技能分化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决定

本文在划分通用性和专用性技能培训后,基于CHIPS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对培训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上的作用及其代际变化做了经验上的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培训总体上对农民工的工资有显著提升效应。相较于未培训的农民工,培训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平均提高了60.94%。不同类型培训会因所形成的技能分化而对农民工的工资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具体说,通用性培训无法有效促进农民工的工资增加,专用性技能培训则具有很强的工资促进作用。农民工内部虽已代际分化,但培训的工资决定效应没有因此而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基于以上发现,研究认为给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专用性培训应成为当前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的最主要策略。     

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进行一对一匹配,找出两种就业类型工资产生差异的影响因素,并对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进行均值分解,找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即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差异是由歧视、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不可解释的部分导致的,还是由人力资本、个人禀赋等合理因素导致的。结果表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且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显著高于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其中制度因素对两种就业类型人群的工资差异影响最大。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表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主要是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产生的合理差异导致的。     

新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支出短期效应研究

新凯恩斯主义以不完全竞争为显著特征,以价格和工资粘性为基石,构建了以Smets-Wouters为代表的DSGE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对具有拇指准则偏好和跨期分离偏好居民所产生的财富效应最大;随着资本税收率下降,政府支出中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对私人投资需求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政府支出的短期乘数效应主要取决于不同消费偏好居民的相对比重以及政府生产性投资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农民工职业搜寻过程及其对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基于搜寻与匹配理论

本文采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经历的跟踪数据,将每次就业决策时进行的职业搜寻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保留工资设定、搜寻渠道选择、搜寻努力程度投入、就业决策,探寻职业搜寻过程对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发现,农民工职业搜寻过程随流动次数而变化,首次非农就业决策多产生于进城之前,之后主动职业搜寻增多;搜寻渠道以社会网络为主,社会网络效果越来越具体和直接;搜寻努力程度不够,更多将精力用于社会网络维护而非职业搜寻投入;农民工职业搜寻对职业向上流动影响程度与城市居民显著不同;在通过职业流动和提高保留工资实现职业地位上升方面农民工群体更显著;在搜寻努力程度方面城市寻职者更显著;在搜寻渠道方面社会网络质量影响农民工群体,而社会网络规模影响城市寻职者。     

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

本文采用CHIP2007全国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及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自我雇佣收入与工资获得者收入的差距对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家庭结构和人口特征都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从事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要高于工资获得者,但从事自我雇佣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要低于工资获得者。自我雇佣与工资获得者的预测收入差距对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二者收入差距的对数形式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的自我雇佣概率提高87个百分点,表明在工资部门中受到的歧视将使农民工被迫选择自我雇佣就业形式。     

消除农民工歧视重在提高其城市适应能力

西方经济学的“歧视”出现在平均能力相等(相等的生产能力)的工人获得不同的平均报酬的时候。关于歧视的定义,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当雇主为既定生产率特征所支付的价格依据人口群体的不同而表现出系统性差别的时候,就可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歧视,具体反映在职业选择受到直接的限制或既定人力资本获得较低的报酬,并建立起个人偏见模型、统计性偏见、非竞争性歧视模型(伊兰伯格、史密斯,1999)。歧视包括劳动力市场歧视和非市场歧视(社会歧视、教育歧视)。歧视的根源来自市场的不完美(不完备的知识、资源的非流动性、不完全竞争)和人类的不完…     

非认知能力对企业员工的工资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对50家企业及其员工的一手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基于国际学界公认的"大五人格"模型,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的工资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员工非认知能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个体之间差异较大;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数及其各维度指标均对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尽责性的工资增长效应最大;非认知能力对员工的工资收入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其工资回报率仍略低于认知能力。     

邻里效应及其对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贵州省540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选取贵州省农户为调查对象,以3县3村为调查样本,以50米以内、100米以内以及小组内成员定义邻里,运用线性均值模型、logit模型等工具分析邻里效应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将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区分为内生效应与外生效应。研究表明:(1)农地流转存在邻里效应,邻里效应显著影响了农地流转行为、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价格选择及方式选择等。(2)邻里距离越近对农户的选择行为影响越大。对于邻里效应的忽视,导致以往研究存在内生性偏差。(3)将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区分为内生效应与外生效应;其内生效应,即邻里的农地流转行为显著影响农户选择同样的行为;外生效应,即邻里的户主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土地数量、土地质量、劳动力状况等均对农户的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充分发挥资深成员、党员、村干部、新型职业农民等的带头作用,积极开展土地整治相关项目,发挥小组的示范作用,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等为政策启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