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交易装置与农户生产环节外包——基于“斯密—杨格”定理的分工演化逻辑

本文基于"斯密—杨格"定理中"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的解释,构建"产权—交易—分工"的分析框架。运用威廉姆森分析范式分析农地确权、交易装置对农业纵向分工"生产环节外包"的决定机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是生产环节外包的关键因素,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来扩大市场范围、实现服务规模经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农业迂回生产与专业分工,由此农业从规模经济向分工经济转型。进一步讨论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情况发现不同交易特性的决定机制存在差异。     

自购还是外包: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的农业机械化选择?

在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约束下,依赖于土地规模经济的机械化道路在中国短期内难以实现。发展建立在分工经济基础上的农机社会化外包服务,是克服中国农户家庭经营局限性、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从农地"三权分置"的改革入手,基于农地产权细分与生产环节分工的理论分析,借助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全国农村数据,采用IV ordered Probit等计量方法,从农业机械获取方式和农业机械化程度两个角度,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的农地确权通过对农地经营权的进一步明晰与细分,降低了纵向分工的交易费用,进而促进了农户对农业机械外包方式的选择,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农户在实际生产中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另外,从横向分工对纵向分工产生影响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农地确权对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影响受到农地经营规模和统一种植规划的调节作用。     

村干部身份、环节特性与社会化生产服务获得——基于市场合约与配额合约的比较研究

农业的分工可以通过农户获得社会化服务来实现。基于广东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农业社会化服务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村干部在获取这些服务上存在显著优势:在市场交易中,村干部身份虽对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服务的获得无促进作用,但有利于获得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的服务;在配额交易中,村干部身份有利于获得全环节的服务,且与资本密集型环节相比,对获得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服务的作用更大。原因在于:在市场交易中,村干部身份虽有利于促进交易,但不能降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监督和计量成本;在配额交易中,社会成本过高导致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的服务被市场交易所替代。     

农户生产分工差别化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种植业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545个种植业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从交易费用和生产经营两个维度,运用多元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农户生产分工差别化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农户的生产分工程度具有明显差别,分工环节数量在3~5个之间和9个的农户比例较高;农户生产分工主要受到交易费用和经营状况的影响,交易费用会抑制农户生产分工,良好的经营状况有利于农户选择生产分工;中低分工水平农户的分工受交易费用影响较大,同时还受种植业收入和兼业状况的影响;高分工水平农户的分工取决于经营收益、市场化倾向和户主特征等因素的影响。     

农业分工与生产社会化驱动研究——水稻育秧农户外包行为分析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化生产必将成为现代农业的主流发展方向,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促进农业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根据川渝地区448户水稻种植户的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在水稻育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越高、稻田交通状况越好,农户更倾向于将水稻育秧环节进行外包;务农人数越少、务农收入比重越低,农户更愿意自己育秧。宣传示范、育秧机构数量、组织化程度对农户选择水稻育秧环节外包的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也表示农户的经济收入结构、土地的集中度、服务机构的发展、农民组织化程度对农业分工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农业分工的制度逻辑——来自广东田野调查的验证

农业交易特性导致其分工是不完全,但通过细分农业经营权可扩展农业要素市场的容量,农业分工水平从而经济绩效得到提升。市场容量的扩展必然伴随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容量,农业分工因而受到交易成本约束。农业的交易规模有限性、交易风险性与资产专用性以及农业资源产权被管制程度和农业契约不完备性都是交易成本产生的来源。不过,由农业要素契约构成的中间专业服务组织能够节约这些交易成本,所以,应该发展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和创新服务方式来促进农业分工发展。上述理论与广东田野调查的实证结果相一致。     

禀赋特征、外部环境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基于水稻种植户的考察

文章基于全国八省份水稻种植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水稻种植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行为特征,并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户主年龄与其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存在倒"U"形关系,即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与外包程度随水稻种植户户主年龄的变化而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特征。相较于纯农户,兼业化农户将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可能性更高。种植季数对水田规模、地块与生产环节外包的调节作用显著。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满意度与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满意度分别对病虫害防治与栽插环节的外包有显著正向影响。     

论服务规模经营——从纵向分工到横向分工及连片专业化

对于如何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已有研究关注于农地流转及其规模经营,普遍忽视了农业分工问题。规模经济的本质在于分工与专业化,但在主流经济学文献中,纵向分工理论与横向分工理论则是相互割裂的。本文研究表明,在要素(服务)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农业分工并不仅仅停留于农户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一旦农户卷入社会化分工与生产性服务外包,同样能够内生出服务规模经济性。生产性服务的市场容量是诱导农业服务主体生成的关键因素,且具有纵向分工中的交易频率与横向分工中的交易密度两个方面的含义。单纯扩大纵向分工及其交易半径将产生交易成本倍增的负效应,而通过横向专业化并引导连片种植,则能够有效扩大市场容量并促进分工深化。本文有助于增进对"斯密定理""杨格定理"及交易成本理论相互关联性的理解。     

西部退耕还林农户农业生产效率持续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鹤庆县为例

退耕还林工程是我国投入最大的生态修复工程,它对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利用面板三阶段DEA模型,采用6期实地跟踪调查的农户数据,较准确地测算了样本县退耕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可持续变化趋势,进而实证分析了影响退耕农户生产效率的因素。结果显示,退耕还林规模显著地促进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种植面积、市场信息的可获得性、人力资本都对退耕农户农业生产效率有正向的影响,而非种植业纯收入比例对农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根据相应的结论提出政策启示。     

新型城镇化如何影响农业绿色生产水平

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构建指标体系并通过TOPSIS熵值法赋权，测算2013—2018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生产水平，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于农业绿色生产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人口城镇化对于农业绿色发展有微弱的正向影响，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水平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厘清新型城镇化对于农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于进一步统筹城乡一体化、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营效益、交易成本与农户生产分工——基于参数估计和夏普里值分解的分析

促进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内容,实现目标的可行路径之一是推动农户生产分工发展。本文基于545个种植业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参数估计和夏普里值分解的方法,着重分析了经营效益与交易成本对农户生产分工的影响效应和贡献度大小。结果表明:经营效益显著促进农户生产分工发展.交易成本对农户分工深化产生抑制作用。经营效益主要影响技术密集型和半劳动密集半技术密集型环节分工。交易成本对各个环节生产分工都有较强影响力,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分工上尤为明显。收获环节农户分工程度较高,其受经营效益和交易成本的影响较小。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促进农户生产分工须着重于降低交易成本,考虑经营效益因素影响,逐步推进不同类型生产环节分工发展。     

种植业农户专业化指标体系构建及水平测度*——以张掖市为例

[目的]农业专业化的发展已逐渐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趋势,而微观农户专业化作为农业专业化发展的首要任务,系统构建其指标体系、量化其发展水平尤为重要。[方法]文章以农业发展较为发达的甘肃省张掖市为研究区域,在获得大量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基于组织内部分工、横向分工以及纵向分工视角,从农户家庭内部分工专业化、农产品专业化和生产经营环节专业化3方面构建了现阶段种植业农户专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SEM-TOPSIS模型对样本区种植业农户专业化水平进行测度分类。[结果]虽然样本区农户专业化分工水平是低下的,但受农业产业领域分工的影响,绝大多数样本区种植业农户在不同程度存在明显的分工专业化。[结论]当前阶段下,样本区种植业农户专业化发展呈现出农户家庭多种分工形式并存、农产品多样化种植普遍存在以及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需求巨大的特征。     

“互联网+”背景下农业产业链中关键链环的析取与升级

农业产业链是农业生产分工与协作的载体,由于当前农产品供求结构的不平衡和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合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的存在,使得农业产业链在横向融合与纵向合作中各环节的增值效能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互联网+"为农业产业链升级提供了新动力,可以通过理念和技术的创新来重构物质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因此,本文在析取了农业产业链中关键链环的基础上,对其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升级策略进行了探讨。     

交易成本、制度环境与畜牧业产业链纵向整合程度——来自畜牧业不同环节上市企业数据

本文以畜牧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上市企业为样本,在测算了畜牧业产业链纵向整合程度(包括前向整合和后向整合)基础上,运用面板Tobit估计方法进一步分析了交易成本和制度环境对前向和后向整合程度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畜牧业产业链前向整合程度和后向整合程度都在提高,但是后向整合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前向整合程度;从畜牧业产业链各环节来看,养殖环节前向整合程度在降低,而后向整合程度在上升;饲料环节前向整合程度总体上在逐渐提高,后向整合程度总体上较低;屠宰及肉类加工、乳品加工环节后向整合程度稍有上升,而前向整合程度则非常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等交易成本变量和企业政治关联等制度环境变量影响前向整合程度;而影响后向整合程度包括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等交易成本变量和法律制度环境、企业政治关联等制度环境变量。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水稻主产区的调查

利用安徽省水稻主产区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在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双重视角下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显示,不同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与整地和收获环节相比,育秧、病虫防治和移栽环节外包程度较低,并且育秧和移栽环节外包存在混合治理现象。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和棘轮效应可能是外包农户采取混合治理策略的考量因素;任务复杂性或不确定性高的生产环节,外包程度低;家庭农业劳动力资源对生产环节外包有明显抑制作用;户主年龄、在外务工人数、稻田规模、稻田破碎度和农业合作组织对生产环节外包也有显著影响。本文认为,政府在促进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向更高水平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一是大力推进耕地流转进程,扩大农户种植规模;二是加快耕地平整步伐,降低耕地破碎程度;三是加快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培育生产环节外包服务推广的得力载体。     

生产环节外包能提高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吗?——来自四川省649户稻农的实证

针对农业生产面临"一低两普遍"硬约束和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低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低进步贡献率的窘境。本文从外包生产环节视角出发,考察外包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务农人员的老龄化和兼业程度显著地影响了稻农的外包决策。外包决策是稻农基于自身优势而作出的,且外包提高了技术效率。对已采取外包的稻农而言,提高外包程度能够进一步促进技术效率水平改善。因此,依靠市场力量,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稻农外包服务的搜寻成本和外包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此外,还应考虑实施差异化、阶梯式补贴机制,促进稻农提高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外包程度,精准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农业特性的供给影响

正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有机结合交织是农业的本质特性。在农业生产供给中,任何其他自然力或物质的利用方式、程度,都要受到有构造的生命自然力的支配、构造与约束。农业特性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管理具有重大影响,从而具有供给含义,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具有极强生命性,供给过程周期长回收慢。首先,农业生产供给自然过程作用强度大、时间长。农业生产供给主要依靠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要遵循生物生长、     

蔬菜种植户产销环节紧密纵向协作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建立相关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蔬菜种植户产销环节紧密纵向协作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从业状态、蔬菜价格的稳定程度显著负向影响蔬菜种植户产销环节紧密纵向协作参与意愿;蔬菜销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蔬菜种植规模、蔬菜生产的商品化率、蔬菜销售的难易程度、离最近蔬菜交易市场的距离、获得资金的难易程度、获得技术的难易程度显著正向影响蔬菜种植户产销环节紧密纵向协作参与意愿。而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蔬菜种植年限、蔬菜种植户所拥有的运输工具和获得市场信息的难易程度则对其产销环节紧密纵向协作参与意愿无显著影响。     

劳动分工视角下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异质性与成因

本文以专业化分工理论为基础,从服务需求方视角分析了粮食生产环节外包的发生机制,并对不同环节外包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是否购买环节外包服务是在充分权衡成本收益之后做出的理性决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以及与专业化供给方相比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是影响其生产环节外包成本收益的两大重要因素,机会成本增加、与专业化供给方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扩大都会增加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而外包服务供求双方不同环节上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不同则是不同环节外包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除了创造更多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外,设计有效的农业生产创新激励机制,加大相应环节生产技术研发力度等也是进一步促进环节外包发展的有效方式。     

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意愿的影响探析——以辽宁省为例

基于辽宁省525户农户调查数据,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了解程度、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总体满意度、家庭劳动力数量、人均农业收入、农业技术获取难易程度、流转农地难易程度以及农地面积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业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解决执行环节存在的问题,提升农户认知程度,让农业补贴政策效果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