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节能减排绩效及其动态变化

运用非参数SML生产率指数模型,测算了1994—2014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基于绿色增长的技术进步,并采用面板模型对按能耗与碳排放分组的行业分别进行能耗强度和CO_2排放强度回归。结果表明:生产前沿的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动力,前沿科技创新的节能降耗绩效最高,纯技术效率的CO_2减排绩效最高;技术进步的节能降耗效应与CO_2减排效应具有非对称性,技术进步的CO_2减排绩效大于其节能降耗绩效;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CO_2减排绩效大于其节能降耗绩效。     

行业视角下减排成本估算及减排路径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的战略目标,减排成本与减排路径是该战略实施中两大现实问题。基于行业视角,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对行业减排成本、技术减排效应及减排路径展开研究,基本结论如下：①行业减排成本差异大,整体减排成本逐年上升。在三个代表性年份行业最高与最低减排成本相差40-60倍,减排成本绝对差值在1500-3000$/t。在2000-2010年间, 32个行业减排成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全社会整体减排成本上升了56.98%。②技术进步的减排贡献较大,部分行业技术减排有限。在产出固定假设下,2000-2010年技术进步实现累计减排57.09亿t,累计技术减排率达到47.88%；但在旅游、住宿餐饮等行业技术减排率为负,技术因素导致的排放不减反增。③行业减排路径应遵循从高碳到低碳的顺序。基于减排成本与技术减排两大因素的减排路径规划显示,优先和重点减排行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生产供给、加工制造、交通运输、采矿及设备制造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可相对延后和非重点减排行业主要为食品烟草等传统加工制造业以及金融、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     

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与低碳经济发展: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基于碳排放强度的视角,运用转换份额分析法,将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从碳排放强度变化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广东省产业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999年以来技术进步是决定广东省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关键因素,而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作用较小;从产业部门看,工业部门对整体经济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作用最大。因此,在优化产业行业结构中,支持重点产业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进步,进一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广东未来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     

有偏技术进步对碳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劳动和碳要素的超越对数函数模型,对中国30个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技术进步偏向进行判别,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其影响碳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不同资源丰裕度下传导机制的异质性。主要结论：(1)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碳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技术进步偏向碳节约型有助于推动碳减排;(2)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可通过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中介效应间接影响碳强度;(3)资源型省（市）主要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路径,而非资源型省（市）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路径促进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4)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能源利用效率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碳强度的影响越大。因此,需加大技术进步偏向碳要素节约的诱导力度,注意不同资源丰裕度下碳减排的不同路径,加强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的效率机制与清洁发展机制的比较

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正在谈判过程中,最终确定的减排机制可能对我国海运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国际海事组织推广的"技术、运营和市场"减排方式中,效率机制是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在技术和运营方面,旨在提高船只效率的船只设计效率因子和船只能效管理计划是重点研究的内容,提高效率也是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前的国际海运减排形势,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才能为我国海运发展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唯一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机制,通过几年的实施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文章将对清洁发展机制与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的效率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如何利用清洁发展机制来分析我国海运行业对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减排效率机制的应对思路.     

我国中部六省节能减排效率测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Tobit模型

利用2010年我国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运用投入导向的超效率DEA模型计算其2010年的节能减排效率值,然后采用Tobit模型对影响节能减排效率的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结果表明:2010年中部六省中只有河南、湖北和湖南是节能减排DEA有效的决策单元;中部六省节能减排整体水平不高,节能减排潜力很大;各省的经济规模和排污费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工业产值比重和煤炭资源储量与节能减排效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基于低碳经济的江苏化工企业“节能减排”投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化工行业是"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之一,加强对化工企业"节能减排"投资绩效评价,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化工企业"节能减排"投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坚持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综合性等原则。化工企业"节能减排"投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从节能效果、减排治污效果、"节能减排"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方面设计。节能效果指标可以用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率、单位能耗收入、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率和投资节能率;减排治污效果指标可以用"三废"回收利用率、"三废"排放达标率、单位"三废"排放收入和投资减排率;"节能减排"经济效益指标可以用"节能减排"投资收益率和"节能减排"成本费用收益率;"节能减排"社会效益指标可以用居民生活环境满意度、环境质量优化度。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碳排放效应——基于STIRPAT扩展模型及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7—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STIRPAT的扩展形式,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碳排放效应。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将空间自相关性纳入传统模型中,并且未采用简单的三次产业划分法描述产业结构,而是将生产部门细分为五类行业。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空间维度上的依赖性和异质性,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受经济规律和发展实际的限制,这影响了减排效果的发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但工业发展的高能耗、高污染特征仍非常明显,农业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正相关,其他行业比重调整的降碳作用有待更充分的激发。指出:我国应推进农业机械化与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相结合,促进以技术创新与进步为基础的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各区域要力求与周边地区协调、互助,共建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     

我国省域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比较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将碳排放绩效纳入全要素分析框架中,对2002—2009年我国29个省区的碳排放绩效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变化规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碳排放绩效出现了显著提升;三大地区的碳排放绩效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东高西低的局面;技术进步是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提高的主要驱动力,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升,且中部地区的进步速度最显著;大部分省份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还较低,这不利于实现可持续性的低碳发展。     

中国节能减排潜力测度与优化路径

在综合考虑能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的基础上,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节能潜力和减排潜力的测度模型。利用1996—201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计算其节能潜力和减排潜力。基于此,利用ArcGIS10.0软件分析中国节能潜力和减排潜力的时空演进情况,找到各省节能减排的最优路径。结果表明:整体上看,中国具有较大的节能减排潜力,其中节能减排潜力较大的省份主要有山西、贵州、云南、陕西和甘肃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节能减排潜力呈明显的"西-中-东"阶梯状分布格局,节能、减排的重点区域均有向西部地区转移的倾向;中国节能减排的重点监控省份可选择的优化路径有渐进式和飞跃式两种。     

纺织企业节能减排支持技术体系及运行机制研究——以浙江为例

在纺织行业节能减排规划的统筹下,通过技术模块功能识别分解与基于软系统分析方法的技术综合集成,构建以“三个层面,六类技术”组成的浙江纺织企业节能减排支持技术体系,并通过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导向机制来维持该体系运行的高效性、稳定性和前瞻性。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考察

本文采用全国两次经济普查后的修订数据,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增长率。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TFP均处于上升通道,在上世纪90年代,服务业TFP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技术效率改进,进入21世纪后,则主要是技术进步提高,且技术效率改进已开始由以纯技术效率为主转向以规模效率为主,但服务业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仍然明显。同时,中国服务业TFP增长表现出了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与工业(制造业)行业对比,服务业TFP增长是滞后的。2010年与1991年相比,TFP及技术效率增长的行业间异质程度有所下降,而技术进步却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可能的内在机制是现代信息技术对不同服务业企业资源配置的异质影响,以及中国服务业体制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节能减排政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NDDF-DID的市级实证研究

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5—2016年我国的城市生态效率,发现我国城市生态效率取得了明显改进,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节能减排政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节能减排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生态效率,趋势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验证了双重差分估计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我国应该坚持推进节能减排政策,扩大节能减排政策的覆盖范围,加强节能减排政策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指出城市在执行节能减排政策过程中,应当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以更好地实现节能减排政策的效果。     

中国工业的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1985-2003

本文对1985—2003年来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选择做了评估,用DEA法计算期间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TFP)及其分解项技术变化与技术效率,对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和论证了:(1)中国工业部门在1991—1995和1999—2003年间两度有重化工业化趋势,在1993—1998年间发生了加速资本深化,1999年后,资本深化逐年趋缓。不同产权类型的资本产出比、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存在很大差异;(2)工业行业在1990—1993年和1999—2003年有明显的技术进步,两个期间的技术进步主要分别归因于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3)国企比例或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在技术变化方面表现突出,但技术效率的退化程度令人堪忧,而竞争性强的行业技术效率改善明显,但技术变化方面表现不佳;(4)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选择(资本深化)对技术变化具有Granger促进作用(反之不成立),但技术变化不是期间技术进步的主要方面,以至于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稳定关系。     

聚丁烯管材投资项目节能减排评价——以某聚丁烯管材投资项目为例

为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管理,促进科学合理利用能源,从源头上杜绝能源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根据节能法规、标准,选择评价模型,以我国某聚丁烯管材投资项目为例,评价该项目的能源利用是否科学合理,结果显示该项目的年单位产品产量综合能耗为0.44tce/t;项目年综合节能量为589.92tce/t;定比节能率为16%;减少CO2排放量1 474.8吨;与国内同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比较,该项目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但仍有拓展空间,进而提出具体的节能减排建议。     

节能减排约束下广东地区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1—2020

本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DDF）模型,采用序列DEA方法测度和比较了广东省21市的工业在2011—2020年间不同节能减排情景的潜在产出变化,探索出广东工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节能减排情景。结果显示：对大部分地区工业而言,节能减排初始阶段会造成较大的潜在产出净损失,但最终会逐步实现潜在产出净增长;特别地,节能减排行为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珠三角地区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其它地区造成的损失更小。节能减排的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力,当然技术效率在后期也发挥出作用,这些结果反映出各地区须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最终实现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节能减排审计探索

企业节能减排审计降低了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时的信息辨别成本，侧重于对企业节能的促进及污染的预防等，是环境审计的升级版。分析提出了以政府审计为核心、民间审计为主、企业内部审计为辅助的企业节能减排审计模式。     

汇率冲击与劳动力市场调整——中国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主要分析在汇率冲击下,中国可贸易行业1998—2009年劳动力市场的调整过程。文章利用实际有效汇率指标和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分析影响劳动力市场调整的不同渠道。结果表明,汇率贬值通过出口渠道增加就业和降低工资,通过进口渠道降低就业和提高工资,通过效率渠道促进就业和降低工资。高贸易依存度行业的就业汇率弹性大于低贸易依存度行业,低加成比例行业的就业汇率弹性大于高加成比例行业,劳动力技术结构是影响就业汇率弹性的重要因素。     

节能减排政策传导机制及效果研究——以重庆市节能减排政策体系为例

"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作为调结构、扩内需的重要方式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老工业基地之一的重庆市,资源消耗量与废物排放量持续增加,形势不容乐观。拟对重庆市现行节能减排政策传导机制及效果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推动重庆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重庆市促进节能减排以实施命令控制型政策和排污收费政策为主,市场化手段仍不成熟,如排污权交易活跃度低、相关税收政策缺失等。基于这些问题,结合西方国家经验与重庆市资源环境市场特点,提出构建绿色税收体系,加快排污权交易市场建设,完善市场机制等建议。     

Endogenous technical progress induced by CO2 reduction policies: Simulation results for Austria

Almost all model simulations of CO₂ reduction policies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relative price of energy compared to the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caused by various energy taxation schemes. Typical results of these simulations as reported e.g. from the GREEN model of OECD show depressing effects on real GDP and upward pressures on inflation.We propose the hypothesis that these results may be biased due to an inadequate treatment of technical progress and proceed as follows: Firstly, instead of treating technical progress as exogenous we explicitly model theprice induced change of the composition of capital stock of households and producers with its effects 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investment demand. Secondly, we investigate to what extent adouble dividend policy which boosts CO₂ reduction technologies by special programs funded by the additional tax revenues differs from the mere price induced technological changes.We implement these proposi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macroeconometric model for Austria which emphasizes substitution between energy and capital in providing energy services for households and producers. 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obtained: Firstly, we indicate how misleading the GDP effects may be if they result from lower energy intensities but still maintain the required energy services. Secondly,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various energy taxation policies under different compensation schemes. Instead of merely relying on price-induced technological change we strongly advocate compensation programs which provide additional incentives for implementing high efficiency energy technologies such as cogeneration equipment or buildings with improved thermal stand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