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经济竞争下的企业负担——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分权体制下政企之间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计量模型,将地级市之间经济竞争程度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验证了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程度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经济竞争程度越激烈时,其辖区内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对辖区企业的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产业和所有制异质性;分位数回归发现,辖区企业处于不同税负强度时,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减税效应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当前减税降费、让利于企的新时代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规范横向竞争中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启示意义。     

税费负担、创新能力与企业升级——来自“新三板”挂牌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2005—2015年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年报数据,分析了税费负担对企业创新能力和升级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总体税费负担还是直接、间接税费负担的增加都会降低企业的创新能力,减少创新成果,但间接税费的负效应大于直接税费。另一方面,尽管总体税费负担和间接税费负担的增加同样会抑制企业成长,但直接税费负担与企业成长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正是创新能力导致不同类别的税费负担影响企业升级水平的差异:企业研发投入增加,在使直接税费负担降低的同时,也导致当期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等成长指标下降,结果使得企业的直接税费负担与企业成长呈同向变动。另一方面,随着创新产出和营业收入的增加,以营业收入为税基的间接税费也将增加。因此,进一步降低企业创新活动的税费负担,从长期看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而且有利于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经济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减税降费政策的路径选择

减税降费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降成本的重要一环。文章以减税降费实践为背景,从积极财政政策理论出发,围绕中国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通过回顾梳理近年来减税降费特别是增值税改革的历史脉络,对减税降费工作的政策影响进行评析,以美国减税政策历史为镜鉴,对减税降费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展望。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20年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B-样条构建非参数分位数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呈非线性倒“U”型特征;数字经济在不同分位点上存在明显异质效应,说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不同影响模式;非国有、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在高分位点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最大,且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其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因此,一方面制造企业应积极主动地学习和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提升内部协同化和智能化水平,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政府应持续优化制度环境,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度释放数据要素潜能。     

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门槛效应分析

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政府在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实行多种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利用2015-201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了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补助力度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呈正向激励,实际税费负担率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呈负向激励;第二,政府补助力度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实际税费负担率则仅对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第三,政府补助力度对高端、中端和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时的门槛值分别为5.78％、13.14％和20.35％,实际税费负担率低于1.24％的门槛值时对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会有所缓解,但对中端和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总体上提高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政府补助力度,降低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率;针对不同层次的制造业,应逐步减少低端制造业企业创新对政府补助的过度依赖,重点降低高端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税费负担,提升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激励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有效性.     

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分析——政策执行的视角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企业的竞争力直接决定了国家的综合实力。近年来,我国中央政府出台了多项企业减负政策,旨在增强企业竞争力,推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然而,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表现不力。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应该致力于优化当地投资环境,切实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中国式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而且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及资本无序扩张是新时期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之一,但鲜有研究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此次减税降费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文章基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行政区划禀赋特征,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中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扭转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影响效应,理清财税政策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还实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金融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非国有产权、非制造业行业、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和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减税降费通过有效弱化企业的金融偏向性投资替代动机和实体中介动机促进社会资本回归实体领域,但并未对企业投资蓄水池动机产生显著影响.(3)减税降费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虽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实物资本投资,但在引导金融资源回流而促进创新投资方面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文章对于进一步科学优化财政政策设计以引导产业资本流动,以及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体系和协同有效的现代宏观治理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制造业作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文章选取中国2017—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相关经济发展指标,作为衡量制造业数字化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文章在数字化发展程度、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活力、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四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选取域名数、IPV4地址数、互联网普及率等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主成分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这13个指标体系在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方面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为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湖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对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湖南省经济支柱之一的制造业在面临着内外激励竞争环境的压力下,在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既要抓住机遇,又要面对现有的在数字技术人才、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安全保障不足等方面的问题,随着数字技术不断革新以及制造业急需转型升级,文章从数字产业化、“互联网+先进制造技术”融合、数字产业化布局为突破口,提出数字经济赋能湖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减税激励与企业债务负担——来自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的证据

小微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微观基础,降低小微企业债务负担,推动小微企业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税收优惠是国家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但目前减税政策的效果如何尚不明晰。本文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基于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带来的冲击,使用群聚(bunching)方法考察了减税激励对小微企业债务规模和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部分企业通过操纵应纳税所得额享受到了税收减免,并使得操纵区间内的企业平均所得税负降低了6.83%。反事实估计减税的政策效应发现,企业所得税负每下降10%,则其流动负债会平均降低16.62%,流动负债占比降低1.65个百分点,同时企业利息支出下降21.9%,财务费用下降16.86%,这为减税政策缓解企业债务负担及化解杠杆风险提供了微观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讨论了减税政策的动态效应及对企业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减税政策显著降低了小微企业税收负担,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这为国家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     

我国宏观税负的经济影响分析

一国的税收收入来源于经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且这种相互作用不仅是当期的,更有长期的相互影响。因此,在对宏观税负的经济影响研究中,本文运用SVAR模型结合政府支出研究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即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这两个工具,对变量之间的传递效应进行数量分析。文章随后还构建了四个SVAR模型,深入分析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宏观税负通过投资、消费、进口和出口影响经济增长,其中降低宏观税负的刺激作用只有对投资才是长期有效的,宏观税负对消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仅仅是短期显著。而且相比于增加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降低宏观税负的效果短期不显著且长期不持续。     

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探析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结果起到了减轻企业整体税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是降低了所得税税负,对流转税税负和增值税税负的影响并不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对A级企业"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联合"惩戒激励"双重阶段、重点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税收征管力度大的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纳税信用评级结果为A通过增加企业纳税遵从,促进"应收尽收",同时给予足够的税收和融资等政策优惠,促进"应享尽享",在二者共同作用下,降低了企业整体税负。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税收征管和企业税负的相关研究,也为推动减税降费,实施精准有效的征管方案提供了政策启示。     

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以中国工业智能化与制造业加速融合为契机,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与制造业发展质量之间呈"U型"关系,在更换指标和模型以及考虑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且存在较强的行业异质性及区域异质性;工业智能化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渠道为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生产效率以及改善产品质量,而且影响效果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显著.政策启示在于:加强制造业领域的工业智能化应用;形成精准支撑的政策体系;发挥劳动力结构、生产效率以及产品质量的正向效应,引导工业智能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高税费:发展与民生难以承载之重

公共支出是以牺牲企业和家庭支出为代价的,在解决公共物品的问题上政府比市场作用更大,但通常与企业和家庭需要相左。政府征税不宜过多是由服务型政府的定位、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政府微观经济活动的低效率等方面决定的,而目前我国的种种迹象表明政府税费已经偏多。解决的方法是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适度降低税负,取消不合理的收费,提高税务机关服务水平,方便纳税人、降低纳税成本。     

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绩效比较

本文运用累积分布曲线分析经济普查数据发现,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相比,前者装备一个劳动力所需的资产量更多;前者的财务和经济效益比后者差;进入前者的投资门槛不比后者低。这些经验证据与大量理论和政策分析中的流行认识存在巨大反差。本文的经验发现提醒我们:在目前国情之下,大量资金投入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的机会成本,大于投入制造业企业的机会成本。所以,服务业发展应该分门别类、实事求是地推进。把发展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重要途径的看法,也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行业成长性是否降低了公司税负——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行业的成长性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公司税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行业成长性对公司税负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结果表明:行业成长性越高,公司税负越低。区分内部治理(产权性质、公司规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外部治理(法律环境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成长性使得非国有公司、大规模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低的公司的税负显著降低,同时使得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环境中的公司税负显著降低。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增加研发支出、加剧融资约束和实施向下的盈余管理活动是行业成长性影响公司税负的重要渠道机制。     

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税制结构关系的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考察了1994—2007年期间我国税收负担、税制结构(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冲击响应的分析结果表明:(1)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微弱,但经济增长对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的影响很大——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使得税收负担的增长更为容易,另一方面使得直接税的比重迅速提高;(2)税收负担的增长促进了直接税的比重提高,但直接税的比重提高抑止了税收负担的加重。     

县级财政负担与地方公共服务: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

本文使用1997—2005年县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对县级财政负担和地方公共服务的影响,并且使用倍差法来鉴别其因果效应。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地区原本不规范的征费,其中一部分转换为农业税的形式征收,从而账面上农业税收入增加并且使得总税收收入增加。但由于征费被取消,使得事实上县级政府的财政负担有所增加。由于县级政府是地方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我们发现税费改革在长期内降低了公共服务的供给。     

外部融资依赖度、银行业竞争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分析

依据1998年至2008年的数据,通过对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进行测度和考察银行业竞争程度对不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制造业部门的影响,得出结论:我国金融发展和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类型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在短期内有利于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内会导致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对调整和完善我国制造业部门的产业结构、调节和管理不同产业部门的资本需求、促进银行业市场结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

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规定性,包括基本质和非基本质。在事物发展过程中,非基本质的发展可能妨碍基本质的实现。事物的质量就是事物表现出的属性与人们所认同的事物的基本质的符合程度。经济的基本质是向人们、首先是向最广大的劳动者提供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过程。经济发展的质量是指经济活动实现这一基本质的程度。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经济发展才与经济发展质量要求相一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质量要求和表现内容各不相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这一要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技术基础、部门功能和比例、国家和政府作用、振兴农业基础及转变消费方式等多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