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婚姻法》探望权制度的几点思考

探望权制度是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新增设的一项制度,填补了立法空白,是婚姻家庭立法的一大进步。在分析探望权的含义的基础上,对我国关于探望权的主体、中止和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进行了评析,提出应本着子女最佳利益原则,适当扩大探望权的权利和义务主体范围,明确探望权中止的情形,规定探望权执行的基本原则,增加探望权的救济措施,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探视权制度。     

我国探望权主体扩大化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有法律对探望权主体规定过于狭窄,本文认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在较长时间内受其家庭养育的人都可以成为探望权的主体;应当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对探望权主体的权利行使进行适当限制;未成年子女不能作为探望权的主体.     

浅析探望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婚率有增无减.随之而来,离婚后父母探望子女的纠纷也逐渐增多.为解决这类纠纷,保证子女生理、人格、情感等健康成长,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对探望权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这个法律规定,对于离婚双方当事人的亲权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本文主要从探望权的概念,探望权的主体,探望权的行使方式,探望权的中止与恢复以及探望权的强制执行问题等五个方面对探望权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以期完善探望权制度.     

关于探望权行使现状分析及完善建议

在我国的婚姻法中,对于探望权的法律规定是比较有原则性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最高法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一)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六条规定。此类案件在审理的时候,法院在确定探望的时间和方式上,应从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以及不影响子女的正常生活和学习的角度考虑,探望的方式亦应灵活多样,但是真正执行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因此,笔者通过对探望权的定义、性质特点、现状以及侵权的案例等的分析,总结出探望权出现的问题有三点:探望权规定的主体过于狭窄;探望权规定的内容不够明确;探望权的执行困难,缺乏与其相应的强制措施。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扩大探望权的行使主体;明确探望权规定的内容;对探望权的执行进行细致的强制性规定。     

中美探望权制度之初步比较

父母离婚后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共同生活方有协助义务,然而我国婚姻法在规定了探望权的同时又存在着一些难免的缺陷从而显得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通过与国外相关制度的比较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更好地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服务.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

文章分析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政策执行现状,并就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认为应加强制度体制建设,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规范职能配置,明确政策执行主体的权责利等。     

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状况的障碍分析及对策

进城农民工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流动方式的变化,催生了农民工子女群体的产生。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各种障碍性因素对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在生活、就学、就业等方面起着限制、排斥等消极作用。改善进城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状况要从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改变造成农民工子女不良适应的非制度因素影响,提高和改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个人素质等方面努力去做。     

新农合制度、随子女迁移与农村家庭养老

通过对广州市141份随子女迁移农村老人的调查问卷，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村家庭养老、子女异地迁移和“新农合”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龄老人与健康情况欠佳的老人倾向于不随子女异地迁移，原因在于“新农合”异地报销受限的制度设计，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村家庭养老制度，必须解决好农村医保跨地区转移和老人户口随子女迁移问题。     

制定离婚双方轮流抚养子女的强制性法律制度的思考

1993年 11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规定 ,在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情况下 ,离婚双方协商轮流抚养子女的 ,应予允许。这无疑是我国抚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对维护和保障子女及父母双方的合法权益 ,有着积极意义。对此 ,本文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法律 ,在处理该问题时采用的基本形式及实践现状。从社会学角度 ,提出并阐述了制定和实施离婚双方轮流抚养子女制度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制度改革探析

近年来,中央政府要求流入地政府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责任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流入地政府为减少负担往往采取卸责行为,导致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仍然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需要积极推动相关制度的改革.     

制订离婚双方轮流抚养子女的强制性法律制度的思考

199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规定，在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情况下，离婚双方协商轮流抚养子女的，应予允许。这无疑是我国抚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对维护和保障子女及父母双方的合法权益，有着积极意义。对此，本文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法律，在处理该问题时采用的基本形式及实践现状。从社会学角度，提出并阐述了制定和实施离婚双方轮流抚养子女制度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农村离异贫困家庭子女保障问题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重庆市的农村单亲贫困家庭的调查分析．认为农村单亲家庭中贫困化比率是相当高,单亲子女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保障和实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体制转换结构调整,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充分体现和维护农村单亲贫困子女的权益。中国在发展新的社会援助制度过程中,应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为离异贫困家庭子女的正当权益实现提供帮助和保障。     

公共政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入学教育分析——以无锡市为例

社会转型期内,政策与制度的失调,民工子弟学校作为随迁子女教育途径的补充存在争议,民间资源匮乏和社会力量薄弱。农民工社会资本少等,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教育中的受教育权、个人全面发展、城市融入存在不同程度的权益受损。为提供随迁子女“平等但特殊”义务教育首先要探索合适的政策工具去满足随迁子女教育需求,其次要针对随迁子女服务需求的混合性和复杂性,引入市场和民间机制,在公共服务的供给参与方之间进行分工．探索满足随迁子女“平等但特殊”的城市教育需求之路。     

父母帮助与子女赡养行为

近年来,自上而下的代际资源交换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但研究代际关系倾斜、代际间资源逆流背景下赡养关系变革的文献明显不足。基于CFPS数据,重点探讨中国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情况,并从经济支持、料理家务与精神慰藉三个层面考察父母近期给予子女的帮助对子女赡养父母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有15.9%的成年子女近期仍在接受父母的经济帮助,且有37.9%的子女正在给予父母经济支持。2）父母近期帮助子女料理家务能够全面提高子女的赡养水平,而父母提供的经济帮助并不会显著影响子女经济回馈的力度,但会对子女为父母料理家务和见面等其他几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3）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更有可能经常为父母料理家务,而未同住子女则会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并保持更频繁的电话、短信等渠道的交流。4）父母和子女的个人特征也会对赡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最后,基于上述发现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现状的解析——以经济人视角的研究

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等行为主体的经济人理性导致制度流于形式、难以施行,有必要探索制度实施过程中影响各方主体决策的因素。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了在受其他决策主体影响条件下各方的行动策略,由此得出当前制度实施困境正是四方主体行动策略的均衡结果,在此基础上得出几点启示,以期为实践工作提供理论借鉴。     

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研究综述与启示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是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途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迫在眉睫,特别是征管环节作为经办管理链条的起点,如何建立规范统一的征管服务体系,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国外学者的三类征收主体、三种征收模式和五种核心要素理论观点,分析了国内学者从制度和征收主体视角对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管制度、征管主体等问题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从借鉴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应明确征缴主体和模式、明确征缴政策和流程、提高立法层次等三方面的建议.     

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股权分置制度是我国股票市场在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在此制度运行过程中陷入了低效率的路径依赖,产生了制度的极度不均衡,原有的制度功能(投资、融资、资源优化配置)丧失殆尽。股权分置改革后各利益主体具有潜在利润,但股权分置下既得利益主体会为制度变迁设置障碍,政府应权衡利弊,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并加强各利益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出台配套政策,通过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使我国股市具有自我增强机制,并步入良性的发展轨迹。     

试析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通过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城乡差异,揭示城乡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进入优质的重点高校就读。建议政府通过高等教育制度设计,限制贫富对学生的不利影响,鼓励社会经济资本低劣家庭的子女通过勤奋学习来改善自身境遇,以提倡公平竞争来促进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相关问题的剖析

我国2001年在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时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本文针对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范围几个较具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新中国70年的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民主体地位

在新中国70年的农地制度演变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的塑造经历了初始塑造、联合经营主体塑造、集体集权与经营一体化主体塑造、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主体塑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塑造等阶段。历史证明,农地制度的良性变迁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党和国家主导与农民自主相统一,尊重农民意愿并发挥好农民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保障农户土地权益、增加农民收入。新时代的农地制度改革,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发挥好农民的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探索更为包容的农地制度,满足不同农民主体对农地权益的诉求;发挥好农户家庭经营主体作用,促进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与农民主体作用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