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上篇)

本文分析了中国转型期腐败行为的类型，程度和发展演变趋势，并运用制度分析法剖析了诱发腐败的动机结构，机会结构和软约束机构，作者认为，经过艰苦探索，党和政府已经找到了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遏止腐败的新路，即依靠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最后，笔者就中国下一步如何进行反腐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从治理和善治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政策性建议。     

迈向善治的反腐败制度创新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日益猖獗的腐败现象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在近年来对党政干部和普通群众的进行的一些社会调查中,腐败问题已经赫然位居当今中国面临的各种突出社会政治问题的首位.20多年来中国政府为遏制腐败现象发展蔓延的势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反腐败的努力受到世人广泛的关注.作者认为,这些年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迈向善治①的反腐败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推进以善治为目标的反腐败制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在遏止腐败方面将会发挥积极作用.     

地方政府和腐败：几个实际问题

我想简要论述两个问题:政府在转轨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几个解决地方政府腐败问题的建议.     

腐败、反腐败和中国县际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紧密相联。虽然目前大部分研究文献都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问题,但文章认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力度也是影响地方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通过利用中国县级横截面数据以及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文章发现,反腐败力度越大的县的收入水平越高。利用最近发展起来的夏普里值分解法来量化各个解释变量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文章还发现,反腐败是解释中国县际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银行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银行腐败产生的制度基础在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不对称、不统一,因此必须从制度安排上去控制银行腐败问题。我国商业银行应通过制度创新消除银行腐败,包括（1）把国有银行改造成分公司制商业银行：（2）完善公司制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3）建立健全公司制商业银行的外部治理结构。     

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去长期形成的，适合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审批方式已不再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进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必须做出的正确选择。     

我国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与创新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正面临公司化改革，以期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由制度性原因所决定，我国目前的公司化改造过程并未能很好地解决“放权让利”过程出现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逐步形成一个...     

中国改革关注的24个问题

1．我国“十一五”时期的改革重点：政府转型。“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改革下一步的重点是什么?调查数据显示，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专家学者们已达成高度共识，80％的专家学者认为政府转型应当成为“十一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制度变迁中的财政收支结构不对称问题研究

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财政收支不对称是制度变迁阶段的必然产物，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要解决财政收支不对称的矛盾，平稳渡过特殊财政时期，必须加大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的力度。     

制度变迁中的财政收支结构不对称问题研究

在我国，因制度变迁亦即经济转型出现的财政支结构不对称矛盾，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产物，政治改革滞后则使这一现象更加突出。清醒认识和深入分析这一问题，是经济转型期财政理论的新内容，加快财政体制以及综合配套改革，利用国债等手段，缩短与平稳度过“特殊财政时期”，是财政实践应当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     

道德文化、腐败与经济转型——对中国转型期一个基于道德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在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中 ,对腐败问题的讨论 ,规避道德文化的思路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关于道德腐败的模型解释腐败活动猖獗的原因 ,并根据历史上成功经验和教训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 ,个体的社会道德观念、行为在社会中相互影响。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动态的模型解释基于道德导致腐败规模变化的原因。本文最主要的结论是 :存在着一个“道德腐败陷阱”。从这一点出发 ,本文认为 ,从根本上有效抑制腐败单靠加强执法、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等传统的、事后的打击腐败措施是不够的 ,要制定和实施综合的反腐战略 ,其中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全社会的事前监督、检举腐败的从国家到公民的“信誉机制”。     

加强廉洁政府建设:以问责和透明打击腐败

问责、透明和廉政是民主体制和民主进程的本质因素。问责和透明又是建设廉洁政府、打击腐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廉政、问责、透明和腐败等概念的分析,对腐败的表现形式、数量、引起腐败的原因,以及腐败对民主政治和改革、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作了系统的探讨,也为打击腐败和分析政策改革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案例研究。     

转轨国家的政府干预、腐败与政府被控——转型国家中企业与政府交易关系研究

根据转型国家企业的最新调查资料，本文从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治理的质量、政府干预程度和企业对政府控制程度与腐败的关系。就资料显示，政府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程度与腐败程度有直接关系。就一个国家内部的微观情况来看，政府对企业干预的程度、政府对企业的优惠以及企业为政府腐败支出量的大小之间显然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调查表明，市场化改革必须与有效遏制政府被控结合起来。     

Combating Corruption in China: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Other Agen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to compare China’s current anticorruption approach with those of both post-communist and other Sinic states/regions.Its principal purpose is to compare anti-corruption in China with the situation in countries that constitute appropriate comparators—either systemically(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states)or culturally(predominantly Sinic states/regions)—and suggest ways in which China could usefully learn from these comparators.A 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 evaluative approach forms the core of the analysis.The study uses publicly available survey data,both perceptual and experiential,for drawing inferences about the corruption levels in China and the other states analyzed.A neo-Weberian approach to system legitimacy and delegitimation is employed in analyzing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a radical anti-corruption approach,while Giddensian structuration theory is used to emphasize the interplay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anti-corruption.The findings and value of this research are primarily practical,in that it highlights potential lessons China could learn from Singapore and the Hong Kong SAR while also identifying the principal obstacles to the adoption of such measures.In particular,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gle and independent anti-corruption agency would almost certainl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duction of corruption levels.But this is politically difficult,since such a body could be perceived a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the Communist Party.Moreover,all comparisons betweenstates are limited,since some features are unique to a given country.     

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

本文试图利用寻租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有的腐败形式——行政垄断的本质、成因、形式、特征进行了分析；基于现有对转型经济中腐败现象的研究，提出了转型经济中腐败现象的新的分类；并对行政垄断，主要是行业垄断的经济损失规模及租金的耗散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最后，回顾了中国反垄断改革的进展，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议程。     

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腐败以及企业影响力

本文根据1999年商业环境与企业绩效调查数据,从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俘获、企业影响力和行政腐败展开了研究.文章分析了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的各种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带来的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在很多转轨经济体中都出现了俘获经济,因此这些转轨国家未来改革的重点,应是引导企业通过透明改革、政治责任和经济竞争等合法方式而非俘获政府的非法手段来对政府施加影响.     

奖章与陷阱:渐进转轨中的腐败

中国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得到迅速的改善和提高，但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同时，市场化的推进并未能遏制住腐败的扩散，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反而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腐败现象。通过分析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本文对此作出了解释。与其他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特殊的制度安排既促成了经济的迅速成长，也引发了普遍的腐败问题。它们包括：经济决策的地方分权、双轨制市场化和集体所有的产权形式，这些要素既提高了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也促使许多官员以腐败的形式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而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央政治权威的稳定性有助于减少官员在抽租过程中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另外，我们认为，市场化改革对腐败可能产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市场化通过培育新型的企业家阶层促使大量资源由市场配置，这有助于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了经济中的租金总量，这成为诱发寻租行为的因素。最终的净效应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改革。发生在中国的现象可以归结为政府改革的不彻底性。     

转轨国家的机制性腐败:一个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通过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考察腐败对经济福利，分工的网络规模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影响，我们首先计算了在每个个体均可自由择业的市场经济中的瓦尔拉斯均衡。然后考察当一个特权集团被选定为高层管理者时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最后考虑在管理者通过其代理人而形成共谋时的情形，即机制性腐败，此时，这个代理人通过索取一笔相当于贿赂的进入费用来为管理者的利益服务，而这时的管理者服务的价格仍然由一个瓦尔拉斯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该模型表明腐败增加了转轨国家特权集团（包括腐败的官员以及与其密切联关的人）的福利，并以牺牲大众的利益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