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综观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沿革,反思当下乡村治理模式的不足之处,并展望构建以德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自治为目标的"三治合一"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     

构建转型期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探讨

"打防结合,以防为主"是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指导思想之一,而成功预防犯罪的前提是找到犯罪的源头。控制了货币的流通,就会使大多数犯罪失去了主观动机与客观条件。转型期社会治安防控主体要囊括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首先从改革完善公安机关户籍管理工作入手,确保人口信息的准确性和唯一性。在此基础上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加强对货币的规范化管理,进而将预防犯罪的关口前移,建立"预防——犯罪——打击"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治理背景下的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

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网络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体现。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网络社会作为新型的社会结构,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具有开放、自由、复杂、虚拟、非均衡等特征。因此,在推动网络社会法治化建设的进程中,从制度建构和现实困境的维度出发,结合网络社会的特征和治理现代化的实情,建立健全法治体系,依靠法制体系规范网络社会的行为。     

经济新常态下依法防控问题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坚持依法防控。然而,在疫情防控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出现了"违法"或者"无法"防控的乱象。这些乱象丛生的主要原因有:个别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能力不强、少数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不足、有些基层组织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不高以及部分公民法治意识仍然有待提升。为此,可以从坚持应急法治原则、加强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以及提升公民的法治意识等几个方向推进新冠肺炎疫情的依法防控。     

社会治理体系运行机制的法治化研究

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成为重新理解和构建政府、社会、公众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面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社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治理途径和治理方式都应在法治轨道上有效运行,实现社会治理沿着法治化方向前进。     

依法加强食品安全协同治理

加强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是积极推动保障民生和依法治国的新举措。近些年,我国在探索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屡下重笔,食品安全治理体系逐步健全,专项整治、日常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监管方式也不断创新,"德治"和"法治"并举、完善尚德守法的长效机制成为一大趋势。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必由之路,社会共治的基础是达成社会共识。我国食品安全法治大有可为,也必须尽快有所作为。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两个总目标间具有深刻内在联系。建设法治国家,不仅需要政府依法行政,而且需要社会治理法治化。妇联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广泛的社会属性,应当在社会治理创新进程中化组织优势为治理优势,发挥妇联在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促进妇女工作社会化转型,担当党和政府联系女性社会组织和广大妇女参与社会治理的桥梁和纽带。     

基于历史维度审视法治中国建设进程

法治是一个国家治理的根本形式。影响中国法制化建设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政治因素是最直接的影响。必须增强社会主义的理念培养,不断完善国家的治理制度,提升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打造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相结合的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     

坚定不移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 矢志不渝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正>"法者,治之端也。"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     

法治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法治中国建设做了系统部署,并提升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确立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过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和谐刑事政策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搅救、教育和改造这些未成年人应当根据他们的身心特征、犯罪的原因、特点,制定有效的对策。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行刑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建立捕、诉、防一体化的工作机制,推行暂缓起诉制度、和解不诉制度、量刑建议制度、圆桌公诉制度、暂缓判决制度等和谐刑事政策。     

金融法制建设中的刑法突破——以网络洗钱为视角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建设和网上金融服务的不断发展,网络洗钱犯罪随之而来,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刑法在面对这种新型犯罪时表现出滞后性,未能及时、科学、有效地打击金融犯罪。以网络洗钱为视角,以金融法制建设的刑法功能理论为依据,研究打击网络洗钱犯罪的刑法规制和突破点,即完善其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制度并建立预防犯罪机制,提高刑法及时性与震慑力来预防与惩治网络洗钱犯罪。     

数额犯罪部分未遂问题研究

数额犯的本质是通过犯罪数额显现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数额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情节,在我国刑法中,数额不仅包括犯罪起点数额,而且包括法定刑升格数额。由于连续犯和同种数罪在通常属于处断一罪,这就使得累计数额成为必要,但由于多次犯罪行为有的存在未遂状态,计算犯罪数额时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同时犯罪的停止形态也成为变质疑之处,进而导致司法实践的量刑出现差异。以累积性犯罪数额为前提,综合整体既遂说和整体未遂说,可以克服各自缺点,实现量刑公正。     

论现代和谐社会的制度性治理

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根据与基础建构而成,它的和谐运行与发展需要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完整、系统的制度性体系予以治理,这一制度性体系包括民间自治与国家公治,前者主要有契约之治、行规之治,后者主要有政策之治、法律之治。这套制度性治理体系的作用发挥与功能彰显,需要体现各项制度治理的手段、方式、主体到位,并且耦合为一个完整、和谐、一致的治理体系。     

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存在因果关系理论不统一,对渎职侵权因果关系的法律规范缺失,渎职侵权行为责任分散和模糊,对渎侦办案人员实行通才管理体制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应当用传统刑法学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并明确为具体法律规范,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理论,多渠道加强办案人员的分类专业建设,上提一级该罪的立案侦查权等,以促进对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     

烟台银行操作风险案例及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越来越多,而中小型商业银行的迅速发展也造成了一些风险问题。烟台银行做为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2008年到2012年屡次出现管理层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的操作风险大案。主要原因在于烟台银行没有将操作风险作为风险管理的重点,岗位设置缺乏制约;没有严格的管理和执行制度,缺乏对交易的审核和披露等。我国中小型商业银行应加快提高银行对操作风险防控的意识,完善银行的内控管理;加强公司治理,审批负责人互相牵制;加大操作风险的科技投入,加快落实重要岗位轮岗制度,增强社会监督的作用。     

罪刑法定之“法”应当涵盖非刑事法律

在最初意义上,罪刑法定之“法”仅指刑法。然而,为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同时兼顾刑法的稳定性,当代立法者通过空白罪状和参见罪状的方式,将越来越多的非刑事法律引入刑法领域。因此,当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之＂法＂也包含了在刑法具体法条指引下而适用的非刑事法律。     

受贿罪罪刑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研究

-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现行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之“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贿赂”、“主观”等构成要件要素立法运行效果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规制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为扩大中国刑法受贿罪罪刑法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有必要对受贿罪罪刑规范进行五个方面的立法完善：一是简化犯罪主体的认定标准,二是明确职务行为的内涵,三是删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四是扩大受贿罪行为对象的范围,五是明确受贿罪犯罪主观要件的内涵,以整体提高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     

中国土地权利立法论纲

土地权利立法是中国物权立法的重要内容,物权法对其如何规定则涉及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土地权利立法必须以物权立法的价值为指导,以平等独立的现代物权理论为支撑,以公私法相互交融为方法。在具体制度构建上,应以生存利益高于一切来决定土地利用权利制度的取舍,以现代民主的要求来构建土地所有权的运行机制。据此,独具中国特色的土地权利制度就能够形成。     

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犯罪治理成本——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空间经济学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 社会保障与犯罪治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并探究其传导机制. 通过研究发现, 中国各省犯罪治理成本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 且东中西部地区空间差异性相对较大.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 城乡收入差距对犯罪治理成本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而政府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降低犯罪治理成本, 此外, 空间系数项、 被解释变量滞后项、 通货膨胀率、 城镇化率等因素对犯罪治理成本存在影响. 鉴于此, 本文提出为有效降低社会犯罪率与犯罪治理成本, 政府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并改革户籍制度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