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有权、创新激励政策及其效果研究

文章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创新激励政策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假设创新激励影响同质化的不足。文章研究发现,相同的创新激励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是不同的:增强竞争有利于国有企业但不利于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刺激性产业政策和财务宽松度提高则不利于国有企业但有利于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此外,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两种不同政策对相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研发创新是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的桥梁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研发创新在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作用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将股权激励、研发创新、企业价值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股权激励通过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运用2011—2014年中国颁布并已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部分是通过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来传导实现的,且这一影响存在时滞性,滞后效应显著期为2年;国有企业研发创新对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的中介效应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国有企业需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产权,降低国有比例,明晰资本的产权,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容错机制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近年来国有企业实施的容错机制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创新问题,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纳什均衡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1）正向激励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低风险创新激励,但不能提高其高风险创新激励;（2）正向激励和容错机制的结合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高风险创新激励。本文以中央企业建立容错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19年央企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验证了上述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容错机制对竞争性行业和高管年轻化的国有企业的高风险创新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为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优化国有企业容错机制提供了依据。     

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激励效应异质性假说与检验

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能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以及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假说，利用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数据检验了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存在激励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专利和新产品的产出水平。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在企业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中，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用要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本文还发现科技活动的产出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员的贡献。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资助时，应该根据企业具体的微观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式，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     

董事长个人激励与公司研发--来自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以2007—2014年沪深两市主板上市的地方国有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董事长个人激励及薪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并且,给与董事长个人激励能够进一步加强薪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章的结论表明,我国地方国企的高管激励机制能够促进研发活动,给与董事长个人激励会进一步加强激励机制对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是进一步提升地方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方式之一。     

基于差异化类别的创新补助激励效应实证研究

在创新与非创新政府补助二元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将政府创新补助细分为人才计划、项目支持和成果奖补等3类，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3类补助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人才计划类补助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项目支持类补助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成果奖补类补助激励效果不显著；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激励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高管特征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人才计划类补助更能激发国有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而项目支持类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大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信号传递机制是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均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且前者信号功能强度大于后者。     

容错纠错机制何以激励国企创新？

在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排头兵”,国有企业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与使命。文章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容错纠错机制对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计量结果显示,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测试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证实,容错纠错机制通过提升风险承担和完善公司治理进而促进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有助于强化容错纠错机制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而货币薪酬激励则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不仅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而且还提升了其创新产出质量。这一方面表现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显著增加,而外观设计专利没有明显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显著提升。上述结论表明,实施容错纠错机制,提高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同时辅以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机制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

强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为此,文章立足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及其分解指数均能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但激励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前向关联参与度的正向激励效应更为显著。在异质性层面,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存在明显主体、区域和城乡异质性。在非线性特征层面,全球价值链嵌入在研发人员、政府支持和技术扩散单一门槛约束下,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呈边际递增态势;在对外开放单一门槛约束下,则呈边际递减趋势。     

金砖国家研发创新能力及科技政策激励分析

在界定研发创新能力内涵和衡量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研发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对金砖国家的研发创新投入能力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价;依据专利申请量、科技期刊论文发表数量以及高科技产品出口量等指标考察金砖国家研发创新产出能力;分别对金砖国家科技政策对研发创新的激励作用进行剖析。     

科技型企业研发人员创新能力结构维度与开发模式研究

在顾客导向、快速变化、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研发人员创新能力成为科技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通过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构建了研发人员创新能力结构维度,并结合企业案例分析,提出了科技型研发人员创新能力开发的三维模式,从个体、团队管理和企业创新管理3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股票期权风险承担激励、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研发创新

以2006-2016年公布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均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当二者同时存在时,期权薪酬激励与管理者权力之间会产生负向协同效应,反而会阻碍企业研发创新。其原因可能在于,管理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影响薪酬合约制定过程而轻松获取租金,从而放弃风险较高的研发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管理者权力和高管股权激励相关研究,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改进公司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利用外部研发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但对其作用机理的解释不够。从外部研发需通过内部组织发挥作用这一思路出发,以组织正式化和创新激励政策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中国549家企业为样本，运用SPSS20.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调节检验，对4者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激励政策正向调节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组织正式化对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不同调节作用。与此同时，高激励能够减少组织正式化对于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该研究部分解释了外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升创新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委托代理制下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又是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调动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积极性,必须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与约束机制.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对国有企业高管激励约束机制进行分析.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研究--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

在企业中,技术研发的创新能力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但是,企业是否进行研发则完全由企业的高管决定。在现代企业中,领导权与所有权分离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而企业引入股票期权激励却能使二者的利益趋同,有效地缓解代理问题,进而影响高管做出相关的研发决策。本文以2007年—2011年披露了企业研发支出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高管股票期权激励越大,研发支出越多,同时,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而非直接的线性关系;第二,当国有企业处于较高业绩或具有良好成长机会时,企业会忽视R&D的投入;国企冗余资源类型不同,对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企业R&D支出之间关系的影响不同;潜在的冗余资源越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对研发支出的影响越小,未吸收的冗余资源越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对研发支出的影响越大。     

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组织正式化与创新激励政策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利用外部研发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但对其作用机理的解释不够。从外部研发需通过内部组织发挥作用这一思路出发,以组织正式化和创新激励政策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中国549家企业为样本,运用SPSS20.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调节检验,对4者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激励政策正向调节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组织正式化对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不同调节作用。与此同时,高激励能够减少组织正式化对于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该研究部分解释了外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升创新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省域高等院校研发人员集聚与科技创新能力协调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

对中国2010-2016年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高校研发人员集聚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协调关系展开研究。通过省域高校研发人员区位熵来衡量其集聚水平;综合考量高校科技项目和经费、科技成果及技术转让、科技获奖等方面,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协调发展系数和Sperparman秩相关系数分析高校研发人员集聚与科技创新能力的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高校研发人员集聚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存在不平衡性,集聚程度高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分布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具有一致性,呈现“东高西低”态势;高校研发人员集聚与科技创新能力具有相关关系,但协调性总体偏低,研发人员集聚滞后和科技创新能力滞后的情况均存在,总体上看协调发展关系呈现下降趋势。在新的历史阶段应保障高校研发人员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合理有序的流动,加强区域高校合作,优化高校科技创新环境。研究为促进高校研发人员集聚与科技创新能力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弱产权与研发人力资本投资激励问题研究

企业研发过程是一个知识创造的过程,研发形成的技术创新成果包括可缔约的显性知识和不可缔约的隐性知识,技术创新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存在困难,事前难以基于研发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进行缔约,使用完全契约理论研究方法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论文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了研发过程中弱知识产权保护下,研究人员的事前研发投资激励问题。研究认为,在不完全契约背景下,研究人员总是存在事前研发投资不足问题。如果存在外部风险投资公司,能够提高研究人员的投资水平;而创新技术知识溢出程度越大,越不利于研发人员作出有效率地投资。创新技术的专用性程度也影响到研发人员的事前研发投入激励,在创新技术为完全专用性技术的情况下,研发人员作出的事前研发投入水平低于在创新技术为通用性技术的情况下的投入水平,但仍能获得部分事后谈判准租。     

环境税征收、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愈发凸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传统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而环境税征收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别作为一种基于外部市场激励型和内部自主激励型的重要工具,两者能否有效发挥激励协同效应？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征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税征收与社会责任承担发挥着显著正向激励协同效应,环境税征收强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且该正相关关系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提升而得到增强。（2）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但该负相关关系将随着环境税征收强度增加而受到抑制。（3）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效应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东部地区。（4）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环境税征收及其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交互效应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和环境税征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新时期如何有效发挥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协同机制,以助推我国传统工业企业顺利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等有重要启示。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途径

创新资源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正确的研发方向是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保证,高效率地创新组织和人员激励是自主创新的内在推动力,而抢占先机是自主创新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