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相对贫困——基于老龄化的视角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破解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有积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鸿沟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老年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但是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多维相对贫困,并且数字鸿沟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作用。不同维度的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老年人口在收入、健康、社会保障以及生活环境维度的相对贫困,但是对教育维度的相对贫困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能够显著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鸿沟的使用沟对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大,并且使用沟的负向调节作用最大,其次是知识沟和接入沟。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家庭数字反哺越好以及社会互动越活跃,那么数字鸿沟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将越小。     

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信息技术变革推动了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一新型金融模式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待于更深入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度量了"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标,结合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究了数字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有助于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优化资产配置、提高金融素养和强化信任机制来缓释风险冲击而实现,其中货币基金和投资业务发挥关键作用.这一效应对于中部地区、物质禀赋更高、抚养比更低的家庭作用更为明显,因此也要着力关注部分群体面临的"数字劣势"问题,加强普及教育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得出的结论对于理解数字金融的发展效应以及减贫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政策启示.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运用金融发展的理论,使用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减少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于贫困减少有显著作用.对于国家关于民族地区的金融发展给出了一定的建议.     

浅析微型金融对我国农村地区减贫的影响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仍然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我国采取的一系列减贫措施中,微型金融对减贫的影响不可忽视,但由于微型金融尚存在一些不足,导致微型金融对贫困减缓作用的发挥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我们应正确认识微型金融,充分发挥微型金融对减缓贫困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评述

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化进程加快,贫困问题却依然存在。因此,实务界和学术界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贫困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政策措施。然而,专门从金融发展角度对贫困减少的影响所进行的研究则不多。本文首先对国外有关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产生影响的研究进行总结,发现金融发展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对贫困减少产生影响。然后,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论,并提出了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     

中国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

金融发展情况介绍息息相关,本文通过构建计量模型的方式,对我国农村的正规金融发展、非正规金融发展和金融波动给农村贫困减少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虽然农村正规金融也能够促进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却并不大,而且主要影响在于农村绝对贫困,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不大。非正规金融发展也没有起到促进农村贫困减少的作用,而金融波动更会给农村贫困减少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促进农村贫困减少,必须将非正规金融机构和正规金融机构和谐共生的农村金融体系建立起来,对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引导,避免和减少农村贫困减少受到的金融波动的不良影响,从而真正改善我国农村的贫困状况,,促进农村贫困减少。     

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评价——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金融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但从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方面综合探究金融发展对缓解贫困的影响不多.本文基于中国2005-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进行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运用OLS进行了估计,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对缓解贫困有积极影响,但是金融结构对缓解贫困的影响不显著,金融发展效率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吗?

相对贫困是我国未来贫困治理的重点.数字普惠金融目标是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实现了其普惠性,缓解了相对贫困呢?文章基于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从是否能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和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受益程度两个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利于减缓相对贫困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第二,低收入家庭缺乏数字工具,难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购买理财产品便捷性获得更多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三,数字工具的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据此,文章提出应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改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低收入者教育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建立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有重要启示.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十三五”期间最为艰巨的任务.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扶贫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也是实现全面脱贫目标的有效途径.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平均发展水平低于东、西部地区,各区域普遍存在着融资难问题;普惠金融减贫表现出显著的门槛特征,减贫效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经济发展、教育、基础设施、财政支农等对贫困减缓存在着正效应.政府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策略来解决融资约束问题,并应采取积极措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增加财政支农投入量.     

经济增长对贫困变动的影响及影响途径分析——以新疆农村为例

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运用1988～2010年新疆农村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研究新疆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且对经济增长影响贫困变动的途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新疆农村贫困的减少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农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增长是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减缓农村贫困的主要途径。因此,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仍然是新疆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     

经济发展方式贫困减缓效应的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述评

经济发展方式能够改变贫困陷阱存在的理性预期,为可持续贫困减缓提供结构性动力来源.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将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研究贫困减缓问题的重要解释变量.通过对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对于两者关系的结论并不统一.基于此,构建了经济发展方式贫困减贫效应的微观机制,并分析了能够对该效应产生影响的主要控制变量.发现从微观层次的理论分析来看,经济发展方式能够通过产业构成和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密集程度对贫困减缓产生影响.之所以出现实证结果的多样性,原因在于研究对象背景条件的异质性和测度指标选择的差异.最后,审视了经济发展方式贫困减缓效应对中国现阶段贫困减缓实践的启示,并对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微型金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述评

孟加拉格莱明银行小额信贷的成功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微型金融减少贫困的广泛关注。大多数学者认为,微型金融通过向穷人提供金融信贷等基本的金融服务,对减少贫困有积极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微型金融不足以覆盖极端贫困的人群,不能使所有穷人都从中直接获益,而且由于微型金融承担了太多的社会功能使其在经济上难以持续。这些争论丰富了微型金融对贫困减少影响的研究,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的反贫困实践提供了参考。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基于我国多维贫困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且对中间层次多维贫困的农户减贫效果更大.(2)社会网络对农户的非正规金融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影响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缓解贫困农户的融资约束进而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即改善多维贫困实现精准扶贫或脱贫遵循"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实际上成为了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一种"隐性抵押",农户以此获得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支持进而改善多维贫困实现脱贫.     

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基于动态面板系统广义距方法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贫困减缓之间的理论关系,并利用2000～2010年西部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起积极作用,并且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部门结构和劳动力密集程度能够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影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较大,第二产业的作用较小。未来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速,另一方面着力提升经济发展对本地贫困人口的包容性,在提升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深度和广度的同时,降低参与成本。     

数字金融能力与相对贫困*

本文定义了“数字金融能力”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的效应和作用渠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均显著地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交互效应显示，在相对贫困样本分布越多的能力水平上，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减贫的概率越大。这种交互特征将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在数字金融能力减少相对贫困发生概率的机制方面，提升收入、促进财富积累、缓解流动性约束、影响购物渠道四个中介渠道的贡献比例差异值得特别关注。致力于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提升相对贫困群体不同层次的数字金融能力。     

金融科技、收入不平等与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缓解相对贫困是其重要一环。在新一轮技术变革潮流中,金融科技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基于宏观与微观匹配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有效防止家庭在未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中。此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抚养比高、拥有数字工具以及户主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金融科技缓解多维相对脆弱性的效应更大。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在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方面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通过缓解区域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提升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发展型消费以及家庭幸福感,从而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有效视角。     

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河南省普惠金融需求不断增加,其供给、生态、政策等方面都有所改善。从影响河南省普惠金融水平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互联网普及率、教育水平、银行存贷比率对普惠金融发展有显著正影响,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贡献率的实证结果并不显著。提高河南省普惠金融水平,应该推进城镇化建设、普及互联网技术、提高全省教育水平和提升银行存贷比率。     

财政分权、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村贫困——基于预算内外和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国内外理论界近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基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预算内外收支分权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0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一是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分权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且预算内支出分权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二是预算外财政收支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预算外支出分权有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而预算外收入分权程度的增加会恶化农村贫困,但并不显著。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低于门限值0.6965时,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减少农村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