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发展的外部驱动

文化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不仅有内部场域，还有外部场域。本文拟进一步探讨文化外部场域的诸如经济、政治、人才等因素对文化的作用，因为文化发展不仅需要内部驱动，还需要外部驱动，由此形成驱动合力。     

以“中国梦”教育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人有对自然、社会、自身、生活、爱等多姿多彩的梦,人作为逐梦者而存在。"中国梦"是个人梦想的中国表现,是中国人对历史与祖先的承诺。大学生是人对梦追求中的杰出者。大学生"中国梦"教育要按照大学生对梦想的追求本性,以梦想统领。然后,以中央"中国梦"教育精神为指导,以大学生自我梦想实现为号召,改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大思政课”视角下高职院校学生文化自信培养

文化自信能够体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软实力，是筑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稳固基石。高职院校学生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增强其文化自信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基于学生的特点，高职院校应从以下四方面提升文化自信培养力度，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加强教师“大思政课”话语能力建设；以创新思政课教学模式为驱动，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文化自信；以社会大课堂丰富实践载体，拓展文化自信培养场域；着力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在日常生活中渗透文化自信。     

基于场域理论的社交网络受众行为研究

法国社会学索布迪厄提出了以场域、惯习、资本三个彼此关联的概念为基础的社会实践观来研究社会文化活动,构建了社会学研究的场域理论范式.社交网络场域有其特有的属性,其受众也在特定场域中表现出一定的行为特为,三要表现为获取社会资本和惯习行为.     

旅游场域概念界定、理论体系与实证研究述评

旅游场域是东道主和游客双方围绕社会、文化和经济三类资本的效用最大化而在“惯习”的引导下进行权力置换行动的社会空间.旅游场域相关研究对旅游地影响之机理剖析和旅游社会关系疏解有直接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指导意义.从国内场域理论借用于旅游社会现象分析的论文之梳理入手,厘清旅游场域相关研究关注范畴与理论实证范式,得出旅游场域研究关注其概念界定、理论体系构建与旅游发展情境中的场域剖析三个方面的结论.而旅游场域作为实践社会学的基础性理论,亟待引发国内旅游发展趋向成熟后有关空间生产、旅游地影响、社区关系与游客行为方面更广泛的学术关注.     

旅游地文化空间及其演化机理

旅游活动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旅游地本质上是为旅游者提供一个文化空间。从旅游地文化的空间研究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并厘清旅游地文化空间的内涵及其演化机理,寻求旅游地的文化发展规律,有助于解决旅游规划与开发中"造文化、造景观"的困境。基于空间生产和景观生态学原理,以及旅游地文化空间的活态性,旅游地文化空间的时间和功能演化是由原居民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演变为服务于旅游发展的生产与生活空间的过程。旅游地文化空间在形态上,则表现为文化节点、文化轴线、文化场、文化域面等基本空间形态的形成与演化。文化场作为最为重要的空间形态,它是旅游地进行生产、生活与服务的真实场景,体现了人与旅游景观的社会文化关系。     

学校是特权文化再生产的场域——布迪厄教育思想述评

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行动者展开着各种资本的博弈.通过在学校这个特殊的场域中的斗争,行动者的资本在发生着变化.但,这种变化是非常有限的,学校教育扮演的更多是文化特权再生产的角色.     

基于场域理论的社交网络受众行为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以场域、惯习、资本三个彼此关联的概念为基础的社会实践观来研究社会文化活动,构建了社会学研究的场域理论范武。社交网络场域有其特有的属性,其受众也在特定场域中表现出一定的行为特为,主要表现为获取社会资本和惯习行为。     

加强文化建设 凝聚梦想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国梦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力量。文化是软实力,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支撑。要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用正确的舆论文化引导人,用高尚的道德文化塑造人,用丰富的群众文化感染人,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一、唱响时代主旋律,助威中国梦。精神文化为中国梦提供社会共识,精神文化中最根本的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奋勇前进的指路灯塔,     

红色文化促中国梦教育的思考——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概论》课教学为例

加强中国梦教育是当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它应该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式开展教育,激励广大青年学生树立理想、刻苦学习,为实现自己的梦、民族梦而努力。思想政治课是开展中国梦教育的重要途径。老师可以利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网络教学三个平台,以红色文化促进中国梦教育。     

中国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及影响因素

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文化消费在社会结构与社会重构中的作用愈发明显。文章结合经济地理学、文化社会学、消费经济学等多维研究视角,遵循指标选择的科学性、综合性、针对性和数据可获取性原则,以及中国文化消费的具体情况,从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意愿、文化消费满意度三个层面构建文化消费指数测度指标体系。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探讨中国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在空间上整体表现为东西差异,且存在一条类似人口、经济分布规律的"胡焕庸线","胡线"两侧文化消费水平差异较大。②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梯度差异明显,以板块内差距为主,板块间差距为辅。③文化产品供给、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能力以及教育发展程度共同驱动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④建议通过完善文化消费市场、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质量、挖掘文化产品内涵、推广文化教育并培养专业人才、制定差异化文化政策等策略,合理引导文化消费,实现区域文化协调发展。     

"巨灾效应"考验震后经济

仿佛雪上加霜,"最困难的一年"再添变数.原本就饱受考验的中国宏观调控局面在眼前一场梦魘的突袭之下,变得更为微妙与复杂起来.     

从“权威性格”到“个人权威”——对本土组织领导及“差序格局”之“关系”形态的再探讨

在本土心理学研究脉络中,中国人的"权威性格"与中国社会的等级制文化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理论预设,与之相关联的以儒家伦理为解释对象的"角色理论"充分影响到了以"尊尊"为中心之"家长式领导"研究的基本脉络。与"权威性格"的研究范式相反,以人情化个人关系为基础的"个人权威"则凸显了"尊尊"之外以"亲亲"为中心的某种"情理文化"的重要性,这可能也构成了所谓"差序式领导"研究的潜在理论基础。如果从不同组织场域及"差序格局"的多重面相出发,官僚政治场域的等级制"主从关系"与民间社会层面的人情化个人关系始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即使是人情化的个人关系在"乡土"及"商场"不同场域背景下也趋于演化为表面和谐导向的"人缘关系"与真正相知相交的"朋友关系",进而构成不同性质的个人领导差序网络及其组织领导的结构模式。     

"四位一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形成机制与对策选择

从经济(产权)、文化(道德)、政治和社会多种要素合力作用中分析"四位一体"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机制,重点阐述"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以及道德、产权、法律的有机统一.针对其形成机制,提出了治理社会信用缺失的经济(产权)、文化(道德)、政治和社会对策.     

新时期税收文化建设浅析

我国税收文化的系统研究可以说是刚刚起步.税务部门在实践"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活动中,要善于抓住机遇弘扬税收科学文化,明确中国现代税收文化的内容、意义和作用,形成衡量中国现代税收文化科学性的标准和共识.     

新型城镇化——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中国梦”备受期待,随之而来的中国后半程的改革与后半程的城镇化相遇,未来的发展必将借助新型城镇化换档提速。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正在推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承载着数亿万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对小康生活和现代化社会的梦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是实现这一梦想的必由之路。     

努力实现企业文化建设向文化管理转型提升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企业价值观管理是企业文化工作的核心。通过文化管理形成优秀文化体现着企业家及企业的文化境界、精神追求和管理水平。自企业文化理论引入中国,被中国企业认知实践,企业文化就一直在"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应有的历史作用。面对政治经济文化日益交融发展的国际形势,以及大企业大集团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实事求是地再认识再梳理再研究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就、问题和价值,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公司治理实践,必然带来企业在价值观管理层面的比较与借鉴,以及再认识再实践再提升。中国企业普遍提升对企业文化本质的认识,找准文化定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价值观管理水平,实现企业文化建设向文化管理转型将成为中国企业缩短与国际一流企业文化差异、赢得更广泛社会认同、顺利推进国际化发展的基石。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特征探析——基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史"和"形成史"问题的理解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现代史"和"形成史"内涵及其关系的阐释,对理解《资本论》对象和体系结构,对开拓和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和体系结构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和发展过程为前提、为对象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这一过程的不同社会经济关系变革和演进的"形成史"为对象特征的.三大"基本经济纲领"对"现代史"意义的理论探讨,也是以"形成史"阐释为基础和根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形成史"为对象特征,既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决定,也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秉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风格和理论品质的结果.     

"枪杆子"与"笔杆子"——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构建逻辑及文明意义

"领导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在欧洲革命运动中形成的领导权,有列宁和葛兰西两种模式,分别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市民社会阵地战.区别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难题是"军绅政权"及其离心结构.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27年到1942年间进行了构建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探索.革命领导权包括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以自我革命与相互嵌入为核心逻辑,强调"枪杆子"与"笔杆子"在自我改造基础上的再结合:"枪杆子"接受文化教育,"笔杆子"深入战斗生活,在文武结合的同时更与实践经验结合,真正成为革命政党指挥下的"两支军队"."文武双全"领导权的文明意义在于,既满足了 20世纪早期中国对于解放政治的历史诉求,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解,更隐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德命”与“牧领”的治理向度:与福柯理论的对话

中国的“德命”与西方的“牧领”作为历史性、文化性的认知图式,很大程度上表征着各自政治文化的渊源、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情感特征.以福柯谱系理论对二者的“治理”思想进行解读,有助于把握中西方知识、权力、主体及其治理功能的作用机制.“德命”的治理机制是:农耕文明的社会场域,政治家、儒家精英的“知识”构建,儒化的、高度自我赋权的知识/行动主体,基于伦理责任的自我技术等;“牧领”的治理机制是:宗教社会场域,宗教精英的“真理”构建者,信仰赋权的知识/行动主体,基于精神性良心的自我技术等.“德命”蕴含家国命运共同体、民本性、合法性统合等治理理性,“牧领”则表现出信仰共同体、契约精神、有效性统合等治理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