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具有必要性，能够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权益。但是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有必要受到检察监督。公安机关在刑事和解中不宜直接处置刑事和解案件，而是应对和解协议的合法性和自愿性进行充分审查，如果认为确实符合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可以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论和谐视角下的刑事和解制度构建

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已为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由于刑事诉讼主要为国家公诉机关提起，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则常被忽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建立、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在准确惩罚犯罪的同时，兼顾被害人的权益保障，避免被害人因得不到补偿等原因而陷入生活、精神困境。     

新刑诉法刑事和解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犯罪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方式补偿被害人，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刑事和毹的目的是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新刑诉法对刑事和解制度作了具体规定，确立的刑事和解制度具有缓和性、自主性、互利性等特点，在适用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角色定位研究

作为恢复争议理论和被害人保护学说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刑事和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得到广泛认可，我国新刑诉法也将刑事和解加以确认。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刑事和解在各地的实践多样化，在操作中遇到一些现实的困境，甚至面临一定程度的司法尴尬。本文试从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进行研究，正确认识检察机关的定位，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的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在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按照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侦查终结后的诉讼程序继续运行过程中,被害人与嫌疑人(被告人以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达成谅解后,刑事和解协议的签订主要体现了被害人民事的权利救济,但是和解协议中又包含了刑法当中犯罪嫌疑人取得被害人谅解等多种酌定从轻的量刑因素,如在一些赔偿数额较大、或者当事人善变的刑事和解协议中引入公证、人民调解等制度,既增加了刑事和解的公信力,也可使当事人对和解协议的信服度增加,真正使刑事和解制度起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三者的有机统一。     

论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体系化与国际化

刑事被害人是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应当享有体系化的权利赋予和保障,对此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有明确且完备的规定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但是,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被害人权利的体系化和国际化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     

也谈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人身、财产、民主权利或者其他权力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其地位与其他刑事诉讼参与人有所不同.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明确承认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当事人地位,但从司法实践看,被害人的这种当事人地位和权利因种种原因还受到较大限制,使得被害人不能充分有效的参与刑事诉讼.本文在具体分析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不足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强化刑事诉讼被害人在起诉阶段中的诉讼参与权、完善被害人之诉讼代理制度等几个方面的改善措施,以期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加强对被害人的刑事诉讼权益的保障.     

浅议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机制

近代以来,刑事司法体系以“被告人为中心”构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保护都得到重视和加强,然而,被害人的地位和权益保护却淹没在国家公权力以及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强烈呼声之下,这使被害人与被告人利益保护处于失衡状态。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刑事被害人承受着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负效应。如何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已经成为推动恢复性司法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亟需解决的问题。     

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角色定位研究

作为恢复争议理论和被害人保护学说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刑事和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得到广泛认可,我国新刑诉法也将刑事和解加以确认。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刑事和解在各地的实践多样化,在操作中遇到一些现实的困境,甚至面临一定程度的司法尴尬。本文试从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进行研究,正确认识检察机关的定位,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的发展。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正>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概念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其具体涵义是指被害人与未成年加害人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通过未成年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请求被害人谅解,赔偿或弥补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带来的损失,经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再由司法机关作出撤案释放、相对不起诉、     

试论刑事精神损害赔偿

有些犯罪行为往往造成多重危害后果，既给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也使其精神受到损害。然而依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受害人对犯罪行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规定在立法上互有矛盾，并且缺乏理论依据。在实践中也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该确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论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重塑

在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救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极其重要的司法实践。刑事被害人通常只是作为一个诉讼法学概念为人所知，随着纠问式诉讼制度取代弹劾式诉讼，国家追诉原则逐渐取代了私人追诉原则，追究犯罪的活动被视为国家专门机构的法定职责和一种国家职能活动，检察机关取代被害人成为行驶控诉职能的当事人。被害人不再担当原告人的角色，不再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然后刑事被害人的救济却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满足，这种制度的缺失让我们很难期待作为刑事被害人的社会成员对社会充满信心。我们所主张建立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弥补诉讼救济功能的不足，在诉讼方式之外，以救助，补偿等方式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济，以此完善我国被害人救济制度，让遭受侵害的主体恢复对社会的应有期望。     

完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建议

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权益，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却常以公众利益为由而牺牲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而作为其中特殊群体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受到严重的忽视。本文从刑事未成年被害人特殊群体的角度，针对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不足之处，提出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可行性建议，以期能对刑事诉讼工作有所帮助。一、我国现行刑事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障体系的缺陷和不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制度,是一种既重视有效惩罚犯罪,又重视保障诉讼民主,维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犯罪既侵害了公共利益,也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既有保护公共利益的责任,也有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义务。重视对刑事被害人利益的保障,建立刑事被害人的救济制度,对于调节国家与社会成员的关系,均衡人权保障,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及审查起诉环节中的适用

在我国，对刑事和解的定义，大致经历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阶段大体都是参照西方定义。将刑事和解与“Victim-Offender Mediation”或“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等同。前者称为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涵义是指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区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对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入刑事处分的依据。     

论告诉才处理案件中被害人死亡后诉讼程序的处理

在刑事自诉案件中,关于自诉人在诉讼中死亡的情形的后续处理,存在着法律空白。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中,出现被害人非因被告人行为导致死亡的情形时,为不致出现被害人一方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形,在分析其告诉才处理案件所保护客体的基础上,与其他两类自诉案件所保护的客体作比较,结合现有的法律条文,提出终止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诉讼程序,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提供新思路。     

略论我国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本文阐述了我国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法律特征,分析了我国设立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的现实意义.即: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有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安定.     

应加速建立刑事损害补偿制度

被害人刑事损害补偿制度,也称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而遭受一定程度的物质损失,该物质损失,由于犯罪人无力赔偿,或由于案件尚未侦破,犯罪人尚未捉拿     

刑事和解协议中的履行方案保障需要加以规范

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实现了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化，但是刑事和解协议履行方案的保障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得到解答，且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效果也因为此问题收到“束缚”。该文从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规定出发，分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等三个阶段探索性地回答了如何保障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方案。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是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案件、解决刑事纠纷的最基本的条件。联合国和有关国家对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都有明确的规范,我国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部门对之认识不一。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加害人认罪、悔过;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明确的被害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