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类型及主要特点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秩序,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延迟披露和重大遗漏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主要形式,信息披露不及时和不全面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发生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比例最高的是上市后的4～9年。证券部门应该加强对处于这个时间段内的上市公司的监管,加大违规处罚的力度,增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成本,防止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泛滥。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通过函数关系分析信息披露违规与会计监管之间的动态博弈。考察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处罚效果,并提出遏制和消除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若干政策建议。     

建立有效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体系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准确、完整、合规，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是否规范、健康的主要标准。但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上市公司散布虚假信息、隐匿真实信息或滥用信息操纵市场、欺诈投资者的现象屡屡发生。本文经过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体系中完全依靠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管约束的模式是低效的，无法有效地阻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违规行为，进而提出改进监管理念和模式的思路。     

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博弈分析

通过建立证监会、上市公司之间的博弈模型,分别利用一般的静态博弈和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其策略影响和监管效果。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决定是否造假的因素有公司自身的财务状况、造假的预期收益和被查处的预期损失、证券市场造假的环境等。监管者实际监管的强度和对违规行为处罚的力度对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论司法介入证券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及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12月沪、深两交易所成立，经过10多年的磨砺和锤炼，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我国证券市场从发育程度来看仍处在初级阶段，市场运行环境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突出表现在缺乏严密高效的适应市场机制运行规律的监管体系，公共权力机构对证券市场监管力度不够，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滞后而无力，相互之间缺乏监督和配合，从而导致违规行为充斥市场、信息披露不真实、机构操纵市场、证券中介机构违背职业道德与上市公司共同作弊等等。这里自然要提出两个问题，哪些公共权力机构应当介入证券市场的监管，如何监管。     

机构侵害中小投资者违规监管博弈仿真

本文主要对股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这种违规行为的监管进行了博弈分析,并使用基于主体建模的动态仿真方法在Swarm仿真平台上建立了仿真模型,同时进行了仿真实验。研究指出,严厉的事前监管、完善的上市公司管理制度以及更高的监管者素质可以有效地杜绝机构投资者侵害违规行为的出现。本文通过运用经济仿真方法对股票市场具体违规行为监管问题进行研究,将股票市场监管、博弈论与经济仿真这三个研究领域结合在一起,拓展了对股票市场监管的研究手段,在经济学研究中做出了一定有益的探索。 更多还原     

儒家传统文化与公司违规行为*——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按照“文化-行为”的逻辑，探讨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儒家传统文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4年沪深两市的中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以及其与正式制度（法律）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并且在儒家传统文化与正式制度（法律）两者交互叠加作用时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更低。     

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违规现象频发,扰乱了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以2004—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会提高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区分违规类型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将引起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行为的发生。在影响机制上,管理层过度自信促使企业选择进攻型战略、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导致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审计力度和股权制衡度的提高,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将有效缓解因管理层过度自信而导致的公司违规行为。研究探讨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为股东和监管部门提供了新的监管视角与经验证据,也对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社会资本、产品市场竞争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

本文以2010~2015年我国A股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社会资本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企业社会资本和产品市场竞争对违规行为的作用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的上市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可能性越低;产品市场竞争会抑制上市公司社会资本对违规行为的负向影响。这体现了企业社会资本和产品市场竞争对治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重要性,有助于监管部门治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募资投向变更的监管失效研究

上市公司大面积、强幅度、高频率地变更募资投向,是股票市场上一个由来已久的监管难题.本文创新地从监管制度的订立根基破题,来分析监管失效的原因.文章发现,监管失效的根源在于管理规定与<公司法>、<征券法>相抵触,由此导致了监管边界过于扩张,又进一步使监管制度缺乏较强的执行机制和好的执行效果.可行的监管重点于是放在了透过管理上市公司募资变更来打击委托理财和大股东资金占用等违规行为上,但原有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     

卖空机制能抑制上市公司违规吗?

本文以中国开启融资融券交易试点为背景,使用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估计方法,以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卖空机制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卖空机制的引入降低了公司的违规倾向,提高了其违规行为被稽查的概率,该结论在使用双重差分控制内生性,并使用PSM方法校正样本选择性偏差后仍然稳健。其次,信息透明度在卖空机制影响公司违规的过程中,既具有调节作用,又发挥中介效应。同时,卖空机制通过提高对公司的威慑力,从而降低其违规倾向。具体而言,股票融券余额较大、进行了股权质押以及负债率较高的公司,卖空对其违规行为的威慑效应更加明显。此外,相比领导人违规,卖空机制对信息披露违规和公司经营违规的影响更强,且随着时间推移,卖空机制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作用越发明显。本文的研究表明,融券卖空机制在发现和防范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上市公司和监管机构治理和防范公司违规具有政策借鉴意义。     

媒体类型、媒体关注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研究

基于媒体报道角度,选取2009-2016年发生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及PSM配对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t模型考察媒体类型、媒体关注与公司违规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可能性越低;相比正面新闻,负面新闻更能显著减少公司违规行为;不同类型的媒体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约束力存在差异,政策导向类媒体能显著减少违规行为,市场导向类媒体的作用有限;对于国企,媒体主要通过行政干预机制实现监督职能,对民企则主要通过声誉机制。由此建议推进市场化竞争体制,鼓励媒体自由发声,并合理引导媒体的舆论功能,减少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监管对策博弈分析

我国最近频频发生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案件。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案件并不是由财务造假引发的,而是散布信息配合二级市场操纵股价,引发股价异动。这说明,在新形势下的信息批露和监管仍有其特殊意义,而且难度更大。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在新形势下如何监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保护投资者利益。分析信息披露的成本和收益,结合当前中国的证券市场实际,建立博弈模型,以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基于关联交易影响的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分析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违规行为给证券市场造成了很大危害,损害了市场的公信力,是必须严厉禁止的行为.本文分析了我国关联交易的特殊性、关联交易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表现及其特征,并且分析了这些违规行为的危害.     

论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价值及实现

资本市场上会计信息的价值在于提高投资者的预期效用。针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需要发挥公司内部治理和政府监管双重机制加以防控。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相互作用,改善公司治理是实现会计信息价值的内部途径。会计信息价值实现的外部途径是政府监管,现阶段应加大对会计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使其违规成本远远大于违规收益。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体系的完善分析

自从建立证券市场十多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造假、舞弊接连不断，上市公司会计监管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会计舞弊案的发生．使我们认识到加强对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的重要性。本文正是在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有效性的几点措施。     

投资银行声誉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对保荐制下投资声誉有效性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选择保荐制实施后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为对象,对IPO公司上市后两年内的违规行为与投资银行声誉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声誉的投资银行相对于低声誉的投资银行所承销的公司上市后出现违规行为的概率相对较低,同时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披露对投资银行声誉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保荐制度对投资银行的声誉激励效应,也充分体现了投资银行在治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规范证券市场秩序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吗——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企业违规行为是阻碍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防范治理企业违规行为，对于营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大数据税收征管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其能否以及如何抑制企业违规行为是一个急需关注的问题。基于此，借助“金税三期”税务稽查系统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显著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建议夯实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基础，提高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整合能力；完善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升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精准治理作用；完善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市场监管机制，提高企业违规行为成本。     

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对违约距离和预期违约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兼论KMV模型的修正

基于修正的KMV模型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使股价异常波动造成投资者损失，同时也会使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降低，资产价值的波动性增加，从而使得公司的违约距离减小，违约风险增大。公司违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与违约距离变化的统计检验显示，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6～200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6～200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74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选取控制样本建立logistic模型。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从公司股权特征、董事会特征以及财务压力三个方面来解释信息披露违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而股权性质、董事会规模、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偿债压力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