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投资既可以弥补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而丧失的创新机制,也是知识经济时代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

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造就了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两种情绪。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若干个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将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看成是中国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前兆。本文首先基于人口转变的视角回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机制,然后在一个简单的索洛模型框架下界定了“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指出单一的人口拐点或刘易斯拐点并不值得担忧,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同时发生的人口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才是经济减速、甚至人均产出水平下降的推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若干国家的案例也表明,危机通常发生于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的双重拐点重叠。对我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我们已经或即将面临人口拐点,但仅从劳动力这一个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尚无法得出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的结论;同时,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也没有迹象表明储蓄／投资拐点的到来。因此,过去三十多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劳动力供给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依然存在。不过,陷入危机国家的教训表明,信用膨胀伴随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将会引发突然、剧烈的调整。所以,未来在通过改革继续推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稳定信用和房地产市场,以防止刘易斯（第二）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被提前触发。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中国劳动力市场用工荒与刘易斯拐点

2008年7-8月份间,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爆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导致美欧经济急速下滑,作为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地,美欧经济的衰退直接导致珠三角和长三角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订单减少,紧接着这些企业大幅裁员并缩小规模。     

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求与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已出现刘易斯拐点。经验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伴随产业结构升级。对此,一个经典的解释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产业间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从而诱发产业升级。在当代背景下,产业升级涉及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需要上下游企业相互协调与配合,绝非单一企业所能完成。基于此,本文建构了一个带中间品的两商品模型,引入了上下游厂商之间的"协调"这一因素,在一个更加贴近现实的背景下,说明了劳动力成本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

本文从人口波动的独特视角对"民工荒"现象作出了全新的解读。我国人口的波动使劳动年龄人口自身的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动: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化,年轻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而企业则坚持只使用劳动力最年轻时期的浪费型用工模式,导致年轻劳动力供需失衡;另一方面,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迅速减少,破坏了企业每年劳动力更替的补给通道。高等教育的初次职业分流作用使本就日益减少的年轻劳动力中体力劳动者的数量进一步减少。所以"民工荒"问题并不主要是刘易斯拐点所描述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减少的城乡间流动问题,而是由于人口波动和高等教育扩招造成年轻的体力劳动者规模整体减少的问题,是伊斯特林所描述的人口长波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具体体现。     

刘易斯拐点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对策略探析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全国率先出现"民工荒"现象,许多学者担心刘易斯拐点过早来临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经济发展已具规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刘易斯拐点出现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一个重要契机,有利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区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城市区域、为我国经济的后续发展提供宝贵经验。文章阐述了刘易斯拐点的内涵,论述了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必然性,提出了应对策略。     

刘易斯拐点下的我国税收体制思考

从"刘易斯拐点"的定义入手,并参考其它国家经历刘易斯拐点的经验,透过最近几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明显变化来说明我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并结合我国当前一段时间内的税收体制,来说明我国政府应该如何在税收体制方面做出调整,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得以保证。     

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分析

2004年以来“民工荒”由东南沿海辐射至全国，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这无法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剩余与就业空位并存的矛盾现状。本文通过拉一费模型测算出刘易斯拐点尚未来临，劳动力市场处于相对短缺状态，并分析了这种结构性民工荒现象的成因，提出应从产业结构升级，加强职业教育，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途径改善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现状。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

近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两大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是在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短缺,二是经济为什么能长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对此有不同的议论和解释.其中有些"创新"的观点,虽然语出惊人,但并非正确,由此而产生误导,影响到学术界甚至是当局者的决策,有必要加以讨论,澄清是非.     

刘易斯拐点与我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与大多数学者的担心不同,本文认为“刘易斯拐点”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特别是对于我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集群突破“低水平陷阱”、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升级的顺利实现还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包括资本市场的完善、企业销售渠道的升级等。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并非单向和线性的,而是由城乡相对实际收入导致的此消彼长过程。"民工荒"现象是在出口波动、农产品价格提高、城镇生活成本上升和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等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就业市场摩擦性现象,并不能说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或中国剩余劳动力即将消失。理论测算表明,中国仍存在近1亿人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其二元经济转型仍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格局并未改变。     

当中国制造业遇到刘易斯拐点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后果正在逐步显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减缓,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2030年前,劳动年龄总人口将达到峰值。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毋庸置疑已经到来。伴随着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求关系随之变化,必然推动工资的加快上涨;新一代劳动者的要求更高,劳资关系将发生剧烈变化;人口红利的式微,中     

浅析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高投入、高回报，同时又是高风险的投资活动。由于风险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抑制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扩展。这在人力资本作用日益重要的时代，可能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本文就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相关问题作以浅述。     

刘易斯拐点下农民工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变化——基于苏、浙、粤的调查

本文考察了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在面临刘易斯拐点时,产业结构和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分析表明,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服务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有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从单位产值对农民工的吸纳量来看,与制造业相比,第三产业内的贸易餐饮业对农民工的吸纳力较强。在制造业内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有较大的产值比例并有资本密集化倾向,但这种表现为资本增加速度快于劳动力增加速度的倾向并没有改变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所以在工资上涨的背景下,制造业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依然较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吸纳力不降反升。因此,沿海发达地区应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政府部门应该提供更多服务提高农民工生活水平以吸引并留住农民工,企业则应改变单纯投入生产要素的生产方式而转向提高生产率来保持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刘易斯拐点、比较优势蝶化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选择

本文以刘易斯二元经济为切入点,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阐释了劳动力禀赋的阶段性变化对外贸发展转型升级的影响。标准结构法显示中国农村中仍然沉淀着15%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民工荒的实质是结构荒,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仍需时日。未来几年依靠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纾解就业难题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正在由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转换,贸易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较好地响应了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资源禀赋的蝶化。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

中国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传统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依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中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依然存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过度吸纳导致的农村空心化成为二元经济的最主要表征。治理农村空心化就是逐步消除经济二元性,应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转变成利润导向性产业,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论研究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是否结束”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主要体现在对“拐点”概念认识、证明及数据选择上的分歧.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关键在于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城镇内部工资是否趋同”两大因素.沿着这一思路,我国呈现出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的特殊现象,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目前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