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相对性

目前对于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应当从功能角度来下定义。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是极具相对意义的概念,两者可相互转化。对同一情节进行定罪评价之后再进行量刑评价,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是正确界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所必需的。在行为处于罪和非罪临界点的时候,并不属于符合构成要件的情节也可能起到重要的定罪功能。实际上,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并没有抽象意义上的分类,只有具体案件的归属。再者在我国审判模式以及量刑制度上对于构建专门的量刑程序也是所需的。     

量刑证据规则研究

定罪解决的是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量刑解决的是一个被判处有罪的人所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的问题。在量刑程序中,证明对象不再是定罪事实,而转为量刑事实。传统证据规则的建立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官的恣意定罪,而量刑证据规则的建立应该以实现量刑的公正、合理为目的。量刑程序的特殊性要求对量刑证据规则重新进行梳理,在证据可采性规则、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建立有别于传统证据规则的量刑证据规则。     

研究贪污受贿案件量刑规范化的问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在对贪污受贿犯罪问题上更多的看重定罪，而往往不够重视量刑轻重。但是，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角色的法官，却能够清晰的分析出现今我国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方面上的不足。对此，本文阐述了现今我国贪污受贿案件量刑的现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贪污受贿案件量刑问题的成因与相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构想了贪污受贿案件量刑的规范化。     

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量刑偏差问题在世界各国司法中普遍存在的.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司法不公,究其原因主要是量刑上的畸重畸轻等偏差.本文在分析量刑建议制度的域外起源发展及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权属及法理依据进行探讨,通过总结我国检察机关的实践及改革经验,力求对我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框架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关于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

量刑规范化是中央在"三五纲要"中确立的司法改革的项目之一,要求全国各法院从2010年开始全面试行量刑规范化这一司法改革目标,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法院响应国家司法改革的号召也开始在量刑过程中逐步应用量刑规范,统一了量刑的尺度,是量刑更加公开透明、公正均衡。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量刑中丰富的经验得出量刑中可以采纳的建议,逐步摒弃了传统的"估堆式"量刑,在出现的诸多问题中找准解决的方法,杜绝"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法律属性探析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其中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就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相互辩论。这被业内看做是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理论基础。1999年我国的一些基层检察院开始尝试量刑建议改革,并引起了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广泛     

关于建立量刑程序的思考——以我国刑事审判模式中诉讼控制因素为视角

刑事审判中的诉讼控制因素，是刑事审判模式的构成要素之一。以此要素来衡量我国的刑事审判模式，我国的刑事当事人的程序参与相当有限。这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也不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尤其是在量刑环节，存在严重的参与缺失。应当构建专门的量刑程序，以保障刑事当事人的诉讼控制权，使其充分参与诉讼，进而解决实践中的诸多问题。     

量刑程序中的证明责任初探

在量刑程序中,为保证量刑证据最大程度的呈现,原则上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来分担证明责任:控诉方应当就其所主张的量刑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于从重、加重的量刑证据由控诉方提供:被告人应就其所主张的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等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害人方可提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未提供相应的量刑资料而对其处以较重的刑罚,根据需要,也可以主动查明量刑事实.     

试行量刑建议制度的现状分析及立法建言

量刑建议制度是公诉机制改革的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和现实意义,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该项制度在实践中推行并不理想。本文以一个一线执法者的视角,就量刑建议的法理依据、现实意义、实现模式作一探讨,并就如何在法律制度层面对其规制提出设想。     

再议量刑建议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案件中又是提起公诉的公诉人。现今的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同时提起量刑建议已成为常态,并进入了司法解释和新《刑事诉讼法》,但是理论研究分歧和实践冲突仍然存在。其实,在我国构建量刑建议制度,有着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要,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只是同时必须做好相关制度的完善工作。     

论少年刑事审判中的最有利于少年原则

对少年犯进行定罪量刑的最基本原则是最有利于少年的原则。该原则是一项国际性原则。将这一原则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对少年犯进行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也是恰当的。它涉及对少年权益的保护和少年的成长，是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适用最有利于少年这一原则时，应区别不同的犯罪情况，采取宽严相济的策略。     

财产犯罪量刑标准统一问题研究——以盗窃案件为视角

解决由于财产犯罪量刑标准不统一所引发的司法公正问题、司法公信力问题以及司法诸侯国问题都需要制定统一的财产犯罪量刑标准。该标准应当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入手，不再授权各省在授权范围内制定自己的标准，按照犯罪数额所占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纯收入的百分比确定立案或量刑标准，实现统一财产犯罪量刑标准的目标，实现司法标准统一。     

严判郑筱萸取信于民

郑筱萸案的一审结果，符合国家现行《刑法》对官员重大贪渎罪的量刑标准．却又在人们意料之外。尽管郑筱萸还有二审上诉机会．且郑案还需走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但我们确信，郑筱萸减轻处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郑筱萸所犯弥天大罪施以极刑．彰显司法公正．顺应天理民心。     

在押人员审前羁押表现纳入量刑情节的思考

<正>将在押人员审前羁押表现纳入量刑情节的思考由来已久,虽然学界仍存有不少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做法已被普遍认可。国内司法领域对此多有触及,并在相关法律设定、制度构建等方面作出诸多有益尝试。虽然目前国内将审前羁押表现纳入量刑建议已有     

盗版犯罪相关罪名辨析

对于仅仅构成一般违法行为的盗版行为，行政处罚措施相对较为明确。然而，对于更为严重的盗版行为构成犯罪的，在定罪量刑上则复杂得多。对于行为人的～种或多种犯罪行为，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会得出构成不同罪名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对盗版犯罪的相关罪名加以比较区别，从而准确地定罪量刑。     

论人身危险性对量刑的影响

人身危险性是在十九世纪耒随着实证派犯罪学的崛起而出现的重要概念，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人身危险性在我国学界逐渐得到了重视，人身危险性对我国量刑制度及司法实践的影响是现实存在的。     

“四个强化”完善量刑公开

大港审判区坚持“四个强化”．合理运用量刑情节，规范量刑步骤．强化量刑说理，确保了量刑公开工作日益完善。2012年刑事案件结案423件．同比增长7．63％：平均审限27．9天．服判息诉率达94．81％。抗诉率为零。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395条第1款的修改,虽然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5年提高到10年,但仍弥补不了该罪的缺陷。因此,建议将＂修正案＂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应当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的,以非法所得论,予以追缴。非法所得财产折半后比照贪污贿赂罪量刑。＂     

量刑均衡问题研究

一、量刑均衡的概念和内涵量刑是指人民法院在定罪的基础上,权衡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或适用某种刑罚处理方法,判处何种刑种和刑度以及是否现实执行某种刑罚的审判活动。量刑和定罪一样,在刑事诉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定罪是量刑的先决条件,量刑是定罪的后果,但"定罪正确不等于量刑正确,量刑的意义不能为定罪所取代",仅有定罪正确是不够的,定罪正确并不必然产生量刑适当的结果。量刑在国家刑事活动中处于核     

基于当前反贪形势视角的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问题分析

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标准是否应当调整是近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贪污贿赂犯罪猖獗、打击贪腐的力度和效果有待提升的当前,立法、司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逐步走向＂零容忍＂是必然趋势,因而不仅不能降低现有的量刑标准,司法机关还应严格依法司法,真正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