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北省随州市农村家庭的调查

文章根据帕森斯的一般行为理伦,通过问卷调查,分别从不同数量子女家庭对家庭教育观念、教育投资目的、教育期望、教育投入和教育投资选择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子女少的家庭对现代教育投资观念有更强的认同感;独生子女家庭和四子女家庭在教育投资目的性上更倾向实现子女向城市流动;在教育投资选择上,多子女家庭除了遵守择优原则并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好和年龄偏好,子女少的家庭大多选择进行高价投资等。     

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一个实证分析尝试

为了对投资于教育所花费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实证研究,我们以江苏省某院校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初步的计算。对于非经济收益问题,由于测算的困难,我们暂不计算。教育的私人成本指接受教育的学生,其个人或家庭所投入到教育中去的资源的价值,包括学杂费、生活差距费(学生因上学而     

促进我国教育发展的税收政策

1.制定鼓励个人增加教育支出的税收政策。(1)对个人教育投入实行直接税收优惠,提高个人所得税中的费用扣除标准。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中每月800元的生计费用扣除基本上未考虑教育支出的需要,与现实严重脱节。因此, 应对“生计费用”概念与标准进行修改,把教育支出费用列入费用扣除中。(2)可考虑实施对学生家庭学费减税计划、儿童教育费用专项抵免计划、终生教育抵免计划等。这些计划可协助构建个人教育费用互助分担体系,使家庭资源可更多地配置到成员的教育投资上,提高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3)通过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刺激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如通过对知识产权转让所得或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给予税率优惠,直接鼓励知识创新,从而达到鼓励增加教育投入的目的。(4)实施公平教育税收返还计划。为促进教育公平,可利用税收返还或补助形式,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特殊的教育支持,满足社会不同阶     

劳动力流动、家庭收入与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该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Probit模型与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流动对全国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的全样本看,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在7000元左右与26000元左右存在两个阶段"门槛",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7000元左右时,劳动力流出将会显著地提高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概率与投入力度;而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介于二者之间时,劳动力流出将会减少农村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入的概率,但有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仍会显著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入的力度。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高于26000元左右时,劳动力流出将会显著地降低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概率与投入力度。农村家庭生活的宽裕程度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种类的多少是造成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概率与投入力度变化的原因。     

人力资本对典型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对湖南西部的实证分析

以湖南西部贫困县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典型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改善贫困地区农民个人及其家庭的收入状况，证明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一般性分析结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几种主要形式中，教育和劳动力迁移对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产生着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技术培训对于增加农户经营性收入有效，而对增加外出务工收入的效果不明显。     

收入、期望与教育支出:对当前中国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这离不开教育投入的增加。大量关于中国教育公共财政的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公共支出不足,而家庭的私人投资弥补了公共投资的不足。因此,解释中国教育的发展就需要从家庭这个微观的视角出发,了解私人投资的决定因素。本文在一次有关家庭教育支出情况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了解现代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特别发现家庭收入和家长对子女的期望教育程度是两个非常显著的指标,这为我们解释中国近期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经验上的证据。     

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升学压力与母亲收入损失

在家庭教育投资中,除现金性的显性教育支出外,家庭也会通过放弃潜在收入并增加子女陪护时间的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这种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其对理解中国家庭的教育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子女升学压力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的外生冲击作为识别框架,估计了母亲由于子女教育压力而放弃的潜在收入,为识别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19％,同时父亲收入没有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发现,高学历、非国有行业、育有男孩或独生子女的母亲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学压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在子女升学压力下母亲会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降低工作时长以及增加家庭照料时间等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进一步利用地区重点高校录取率反映地区升学压力,发现子女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本文研究识别了子女升学压力下的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为更好理解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2017年三期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概率,扩大了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投资规模,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本文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概率和人均教育投资规模明显增加。机制分析证实,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减轻农村家庭医疗和养老负担的方式提高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     

不同养老保障机制与家庭储蓄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障机制采用以社会养老保险为基础的多渠道养老保险机制,家庭成员赡养、个人金融投资和养老保险就成为了三种主要方式。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然而我国不同养老渠道之间的比例和关系尚缺乏实证研究。家庭自主的金融资产投资、家庭成员之间的赡养效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检验。文章基于2008年和2009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首次运用2005年政策调整后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我国养老金财富、个人金融投资以及家庭成员赡养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文章根据传统的世代交叠模型,针对现有数据,建立了一个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然后分析了不同渠道养老保险收入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本养老金财富与个人金融投资对非退休人群的储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退休者的储蓄率主要受家庭成员赡养影响,并且呈负相关的关系。     

陕西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目的、方向及特点分析

陕西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主要有政府、家庭、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尽管政府和家庭尽了最大努力，但因经济落后，投入严重不足。各个主体投资目的不尽相同，政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家庭为子女获得未来的高收益高回报，企业为竞争所需，其他组织和个人为短期获利。政府重点投资正规学校、认知教育忽视非认知教育是一大失误，家庭重高学历轻实用技能，企业重强者、年轻人，排除低能者年长者，民办高校盲目追求学历教育误入歧途。     

人力资本投资时间路径概述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在教育上所投入的补偿和收益。文章通过合理化假设及模型分析,得出了连续、不间断的接受教育直至达到较高学历是人力资本投资最佳方式。连续、不间断地接受教育的个人投资方式对个人和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引出还是挤出:政府与家庭的高等教育支出行为互动模式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经费保障一直存在着来源结构不合理、政府支出力度不足的问题。基于人力资本投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解析了政府与家庭投资教育的不同激励。父母一代越是重视子女福利,政府教育投入越能提升父母投资子女教育的激励。而政府在预算收入约束条件下,教育财政投入是家庭投入和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反应函数。进一步构建省级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政府与家庭之间的高等教育支出行为模式,结果发现政府高等教育支出有利于引出更多的家庭支出,而家庭高等教育支出挤出了政府支出努力。在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制度落实政府责任,以此带动家庭更多地为子女高等教育而投资。     

公共资本性支出是否挤出私人投资——基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东部地区11个省市的年度数据,运用pmg方法,就公共资本性支出对私人投资是否存在挤出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政府的基建支出、文教科卫支出和教育支出对私人投资均具有显著的长期正向影响,特别是教育支出不仅直接扩大私人投资,而且还通过产出间接带动私人投资。这些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扩大教育、文教科卫和基建等公共资本性投入,不但不会阻碍私人投资,反而会刺激私人投资。     

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心理预期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J区农民的调查分析

以问卷调查所得的462份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心理预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心理预期相对比较低,年龄等个人特征和家庭子女数、家庭年净收入等家庭特征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心理预期影响显著。提出了增加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有步骤地构建多支柱的农村养老体系、将当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养老制度"逐步过渡到"普惠型"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等对策。     

农户生产投入选择行为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本文从理性农民假说出发,利用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分析农业补贴影响农户增加生产投入的一般路径,并基于随机效应决策模型构建解释农户生产投入行为的实证框架.为解决模型中由“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两步法估计修正收入方程和结构决策方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集的实证结果显示,预期收入差距、农业补贴和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农户选择增加生产投入决策的主要因素,而农业补贴和户主教育水平是促进家庭增收的关键变量.进一步,本文利用反事实分析方法评估农户增加生产投入的净收入效应,研究发现,农户的生产投入决策存在自选择效应,且表现为低创收能力的农户选择增加生产投入,而高创收能力的农户选择不增加生产投入,这导致增加生产投入生产方式的净收入效应被严重低估.     

劳动力流动下的教育溢出与公共教育投资

教育投入的外部性在劳动力流动下表现为溢出效应。本文分析了教育溢出对公共教育投资产生的影响,并利用1995-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教育溢出在劳动力输出地表现为外溢效应,在劳动力输入地表现为内溢效应,教育外溢对公共教育投资产生负向影响,教育内溢对公共教育投资产生正向影响。教育溢出使得欠发达地区投资教育的动机不足,扩大了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投入差距。     

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内部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储蓄占绝对比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受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金融发展作用和居民信任度的正向影响,房产对家庭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居民家庭没有呈现出生命周期效应。     

政府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的区域差异——基于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

教育投入的直接产出为人力资本,间接产出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运用卢卡斯模型和经过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1996—2006年中国东、中、西部教育经费、GDP、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的面板数据进行不同地区基础教育投入产出差异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直接产出效率为西部〉东部〉中部;间接产出效率为西部〉中部〉东部。显然,西部教育投入具有更高的产出效率,政府对西部地区应侧重增加教育投资,对东部地区应侧重进行教育体制机制创新。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分省数据的经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长幅度,农户对教育、健康、迁移投资的欲望强烈。实证分析表明,物质资本及土地投入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以人均量表示的土地占有量和物质资本存量每增加1%,农业经济增长0.3112%和0.0622%;人均教育、迁移投入每增加1元,农业经济增长0.0003%和0.0001%,健康投入的作用不明显;城市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同样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对外开放则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中国“绿箱”措施的效果及投资优先序

我们用各项支持措施对农业GDP增长、农民生产成本降低的作用来衡量“绿箱”政策中各项措施的效果。经过模型计算可看出,政府对农业科技每增加1元投入,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高达11.87元,回报率最高;其次分别为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而农牧户自身每增加投入1元物质费用投入,农牧业产值仅增加1.27元。 还可看出,政府每增加1元农业科技投入,可减少农牧户9.35元投入;政府每增加1元公共投入于农村教育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可分别减少农牧户物质费用6.64元和5.31元。由此可见,政府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公共投入,尤其是增加农业科技和教育的投资,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