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农地流转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并考察信息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农地转出的概率并显著降低了农地转入的概率,且对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对农地转入的负向影响,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从农地有偿流转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高收入水平和低农地禀赋的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两种途径影响农地流转。据此,提出加强农地流转互联网平台建设,制定差别化政策推进农地流转和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等政策建议。     

浅析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

当前，由于农户土地所有权的缺损，农用地征用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农地无法进行有效地流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本文首先对完善农地制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如何完善的措施，以达到通过促进农地流转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并最终构建起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源和财产,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离不开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地流转）政策的逐步放宽,我国农地流转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流转规模、流转速度以及流转收益较之以前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农地流转期间农民有四项分收入,即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这样可以积极推动农地流转,有利于释放劳动力至非农产业,同时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达到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目的。     

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背景下农地流转滞后问题研究

基于文献查阅与分析,对农地流转滞后的影响、原因、对策农地流转模式进行了综述。通过比较与总结前期研究成果发现,我国农地流转滞后对农业发展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农地流转滞后是由农地流转市场中供给不足、需求不足和供求交易障碍状况导致的,分析这三种状况产生的原因是解决农地流转滞后的关键;农地流转供求状况因劳动力分化、农地异质和区域分异性存在差异;现有农地流转模式实用性存在区域差异。最后基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提出我国农地流转应推行渐进式分类发展策略,并提出政策建议。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CHIPS 8 000农户数据

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系已经难以维持。构建具有现代农业特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实现机器对劳动的替代。然而,现实中土地流转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流转速度仍然很缓慢。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对CHIPS2008的8 000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 Probit和2SLS方法来回避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增大有助于提高农地流动的概率,但非农就业比对土地流转的正面作用会受到来自农业兼业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与非农就业收入水平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更高,这揭示了城乡分隔体制下的中国小农经营与外国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化农场经营行为方式是有差异的。第三,养老和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农民家庭的后顾之忧,降低他们对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手段的依赖程度。但从具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有无城市户口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要比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因素更为显著。     

农民权利配置与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农民权利配置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情况。本文力图明晰农民收入增长中权利配置的主要问题及产生原因,找到解决对策。本文首先对农民权利配置与农民收入关系做了理论及描述性分析,进一步实证分析了1994-2011年农民权利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国家配置为主的配置方式,与国家支农支出、农地流转比例、农用机械总动力有关的权利配置和其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系数的匹配不当,收益权配置为主的配置偏好共同导致农民权利配置效率偏低,影响到农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本文建议控制直接补贴规模,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适度控制农地流转的比例及速度,引导农民开设家庭农场,扶持专业化农业生产,从而提高农民权利配置效率,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分析

采用时期加权的两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1958—1977年、1978—2002年、2003—2010年三个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结论:农地制度变迁本身及其对农业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的内生配置作用共同影响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其经济绩效明显;在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和农地流转制度合法化的背景下,农地作为资本的杠杆性功能更强。最后针对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加速增强农地的资本杠杆功能、为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开拓有效途径提出建议。     

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需求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农地流转问题越来越突出和重要。加快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有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效益的提高,但是目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文章从需求角度分析并找到影响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主要因素,并针对这一因素提出了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有效途径。     

农地流转、职业分层与减贫效应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农地流转、职业分层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贫困家庭农地转出是推动家庭职业分层和减贫的重要动力;农地转出可以通过推动农村贫困家庭成员职业分层,进而影响贫困家庭减贫,职业分层是农地流转影响贫困家庭减贫的重要机制;农地转出对农村贫困家庭收入的影响,会因家庭所从事的非农工作的"职业声望"等级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对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地转出对农村贫困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均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相比土地价值较高的家庭,农地转出对土地价值较低的家庭具有更显著的减贫效应;贫困率越高的村,农地转出对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和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率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安顺市西秀区农地流转中农户和业主比较分析

农地流转可以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增收和土地可持续利用。安顺市西秀区的农地流转还处于自发阶段,农户和业主受到信息传导不畅、流转价格混乱等问题的影响。通过对西秀区农地流转中影响农户和业主的相关因素的调研,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建议,以期为黔中农地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农地使用权流转与二元结构变革

统筹城乡发展、变革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农地使用权的有效流转是实现这一变革的关键和切入点.本文从分析阻碍我国农民工流动的障碍和根源入手,阐述了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和问题,对我国农地流转对二元结构变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展示了未来土地使用权变化格局,提出了我国土地流转的五种模式,并对实现农地有效流转的四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宗族网络、村干部经商经历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本文综合讨论了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且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理论分析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农地产权配置和流转交易市场现实约束条件下，村干部和宗族组织作为村庄权威，均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经商能人为代表的村干部对农户家庭农地有偿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宗族组织为维持组织网络结构稳定，对农地无偿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有偿流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村干部和宗族组织显著抑制了农地撂荒现象的发生。本文的发现对理解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在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及其对农户投资的影响

农地使用权和租赁与农业投资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热点问题。随着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户同时耕种这两类土地:自家地和转入地。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分析农地流转变动趋势的基础上,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户土地投资的影响。基于来自2000年和2009年6省两轮全国性代表农户的追踪调查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转入地上的有机肥施用概率和用量要比在自家地上的少;但随着农地租赁土地的稳定性提高,这种投资差异在缩小。     

我国农地流转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对我国农地流转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我国农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动我国农地流转的对策。     

农地使用权市场流转的经济分析

农地使用权流转比例的高低是衡量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是否成熟的一个基本指标。农地使用权市场供求的均衡水平与农地使用权的市场流转比例正相关。影响农地使用权供求的各种因素会对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比例产生实际的影响。以此为基点,文章选择了影响农地使用权市场供求的相关要素,将其与农地使用权流转比例的关系分别加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地使用权供求的各个要素分别存在着自身与农地使用权流转比例在相关度及实际影响值上不协调的情况,同时供给与需求各个要素间也存在着与流转比例的相关度与实际影响值的供求失衡,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处在充分竞争性失衡与市场失灵并存的状态之中。最后,文章给出了当前农地使用权市场流转中的政策选择。     

农地流转、住房选择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96个城市的城市特征数据,通过Biprobit模型和IV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同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地流转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分解。结果显示:①农地流转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②对于全样本农民工,农地流转推动了农民工住房由非正规住房向市场整租房、自有住房过渡,进而提高了其市民化意愿,加速其市民化进程;对于农地流转农民工,农地流转租金的提高能推动农民工住房由非正规住房向自有住房过渡,提升其市民化能力,进而增强其市民化意愿;③从边际效应看,提高农地流转租金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边际效应远小于农地流转的边际效应,表明现阶段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整体偏低,相较于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来推动其市民化进程,农地流转更多起到为农民工与农村、农业解绑的作用。     

我国农地流转驱动力的调查研究

经济驱动力是农地流转的主导驱动力,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是影响经济驱动力的两个主要方面;政策法规是决定农地流转的驱动力因素;科技是保障农地流转的驱动力因素;社会文化驱动力则是农地流转的"推进器"。由于农地流转各驱动力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为更有效的推动农地流转,就必须充分发挥各因素的综合作用。本文对重庆市农地流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农地流转的驱动力,为推动农地流转提供理论支撑。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的影响——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农户微观角度,首先运用经济学理论模型推导出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的影响,然后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农地整理影响下的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进而得出劳动力转移和耕地流转的规模。结果表明,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受到农地整理的影响;农地整理区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大于现有农户农地规模,农地整理区户均农地适度经营规模为1.96hm2;湖北省农地整理区户均应转入农地量为1.17hm2,户均劳力转移人数为1.25人。因此,应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机制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通过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扩大农户农地经营规模,并加大农地整理力度和提高农地整理质量,从而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     

农地流转中对农民权益保护的个案调查

本文以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为个案,对其农地流转进行了调研,对其农地流转的模式进行概括,并从农地流转中对流转主体进行确权赋能、流转客体建立耕地保护基金、流转中介组织的建立、尊重农民意愿和做好配套制度等对保护农民权益的有益探索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同时,根据农民权益保护应具有的系统性、层次性和递进性,指出了成渝经验有待延展的领域,并从农地流转中保护农民权益的视角对全国农地的合理流转提出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