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政治参与的功能与意义

政治参与是近代的政治概念,是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的一般意义就是普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反映了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没有真正的公民政治参与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     

以新时期网络文化建设助力公民社会建设

公民社会是指“公民在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自愿结社、自由讨论公共问题和自主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因素在中国的孕育和成长得力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实践，其成长的“助推器”也随着客观环境的优化而增多，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即是网络媒体的发展。     

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引领,公民文化建设要致力于培养具有公共精神的“四有”公民,要突出中国特色,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思想、文化基础.     

法律文化的演进与法治国刑法文化之确立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一直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使刑法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公民意识教育与民主政治建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所有国家，政府不过是人民教养程度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这揭示了公民意识教育和公民素质与政治建设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这表明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把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深化民主政治理念作为执政党的重要任务，这是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增强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当前已经成为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非政府组织——公民政治参与的“领导者”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缩写为NGO），出现于50年代，兴起于70年代，在过去20年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如今非政府组织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波及全球，公民的政治参与成为当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比较低的，谁能“领导”公民参与政治，非政府组织无疑是最好的领导者!     

关于党员公民意识培育问题的探讨

公民意识是民众在民主政治社会必备的一种社会意识。其中，公民权利与公共义务、公民权力与公共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构成了公民意识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加强党员公民意识的培育，有利于对当前部分党员所存在的“优越身份感”、“获利工具感觉”、“虚无头衔感”等错误的思想意识进行改造，提高党员素质。因此，应发挥课堂在党员公民意识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积极开展党员公民意识教育的相关实践活动、完善相关考核评估体系，提升党员公民意识，提高党员队伍质量。     

新媒体环境下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风险及策略应对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获得了更好的技术平台和更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公民获取政治信息、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决策获得了更加便捷的渠道,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网络政治参与在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对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风险与挑战。为了有效应对新媒体环境下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风险,必须畅通网络民意表达渠道,确立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完善网络立法,推进网络法治建设;提高公民素质,培育理性的参与精神。     

现代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长新的话题。我国古代的儒法之争，古希腊“贤人政治”与“法治”的对抗，都反映了德治与法治存在质的区别。但二者并非不可调和。笔者认为，二者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法治是前提，德治是目标，二者兼容并蓄。     

公民社会: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

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扩张,实现国家民主治理、民主政治发展、社会政治稳定以及参与式民主,为宪政和法治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以新加坡公民社会为研究对象,介绍新加坡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透过新加坡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其在新加坡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总结公民社会在政治民主化中的价值,得出公民社会是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基础这一结论。     

公民与民主:史天健对中国研究及政治学方面的贡献

史天健在他突然意外中断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中国公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和东亚)公民大体上采纳一种垂直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在个人利益单元的界定上,中国(和东亚)公民比西方公民更接受范围更大的利益单元.史天健反对盲目追捧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而一直致力于从实证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作为建立中国民主政治的客观基础.     

唐绍仪与近代中美关系探微

唐绍仪为清末民初我国政治外交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唐绍仪出生于珠海，幼年留学美国，生活在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时值中外关系不平等、清廷主张中外修订商约，中美“特殊关系”逐渐形成。唐绍仪等留美归国学生受到西方价值观念、政治理想的影响，无论在推动政务的方式、步骤与运用权力的技巧与态度上已经具有近代官僚的特征，对外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对减少国家的损失、挽回部分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东亚儒家社会的公民价值观念的链接

西方政治学界对当代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多年来主要形成了两个研究路径:“转型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者公民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结构主义研究的一个前沿.这一视角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会促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公民形成一组亲民主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长,一国公民这种较强的要求民主政治和支持民主运作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会带来一国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或者提高一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质量.本文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前提,探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或价值观念中几个重要维度在本世纪初叶的变化情况以及其政治影响.我们将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大陆的公民在文献中确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及其政治意义,并和其他几个东亚社会加以比较.     

经济转型升级与地方治理模式创新探析

适应当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变迁，构建能有效提高治理成效，体现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的多元化趋势的治理模式，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两种。其所提出的“善治”、“多中心理论”“公共权力”等观点和理论，同中国目前在稳定既有的政治制度框架的前提下，为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及相应的地方治理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文化产品的政治功能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文化产业是一个生产文化产品的“特殊”生产行业，意识形态属性是文化产品区别于物质功能产品所体现出来的性质和特点，是文化产品不同于物质功能产品的特殊属性。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影响消费者的思想观念形成、固化或消解的同时，显性或隐性影响着社会政治运行、政治稳定、政治统治，突出表现在政治合法性支持和破坏功能、个体政治社会化促进或者阻碍功能、社会控制功能和维护国家利益功能。基于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政治功能，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必须发挥引导作用。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形成广泛参与的运动,以浓墨重彩重绘了中国的文化地图,创造了新的历史。它带着新的话语进来,用文化共享代替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和社会排斥,重新高度肯定原来被历次革命所否定的众多文化事项的价值;它开启了新的社会进程,以文化共生的生态观念和相互承认的文化机制终结中国社会盛行近百年的文化革命,为近代以来在文化认同上长期自我扭曲的文化古国提供了文化自觉的方式,为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公共文化的框架。     

弘扬法治精神需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从无锡模式看公民法治精神的培育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新时期推进法治建设的行动指南。弘扬法治精神需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正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新亮点。江苏省无锡市结合地方传统文化的特点,注重法治深层次的内在建设,为民主文明、和谐无锡的城市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公民法治氛围。     

启发、砥砺和创造——论徐复观的忧患意识思想

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是一种政治自觉意识，一种政治责任意识，一种奋发意识，一种远见意识。忧患意识经历了“敬”、“彝”、“礼”、“仁”四个阶段，在这个发展历程中，徐复观深刻地发掘了它所孕育的政治思想：自由精神，平等理念和政治价值根源。     

公民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读《使民主运转起来》

帕特南所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一书对民主政治的实现与每一个地区公民的文化传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社会资本的存在与利用如何能够帮助民主的实现等问题有着精辟论述，此书的理论框架是严谨的，其显著特点是论证方式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以其新制度主义的理论研究方法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公民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必然关系。     

宋山木事件的反思

宋山木“强奸门”令社会舆论哗然。一个宋山木被拘了，人们要问的是，还有多少宋山木？他们为何能够长期存在？宋山木们身上折射出的中国男权式的后宫文化、邪教式的企业文化正在阻挠社会进步，妨碍中国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文明。需要检讨的不仅仅是职场文化，社会责任和国家立法的缺失，导致公民“体面劳动”的职场个体尊严遭受严重伤害。因此，这不是一桩风流案，而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事关公民基本人权的公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