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增长要素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市场化不断加强,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全省经济新一轮增长的生力军,在社会投资、劳动力和技术升级等方面的资源配置不断增强。研究表明,在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中,资本投入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资本对民营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劳动力的贡献率,资本的这一贡献率也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自1992年以来,技术进步缓慢,技术对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几乎为零,技术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对民营经济加强技术投入应成为下一阶段黑龙经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点。     

黑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析

通过利用黑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数据,对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源泉做了定量分析,探讨了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发现,1988年之前,黑龙江省资本贡献率和TFP贡献率波动很大;1988年之后趋于平稳,且资本贡献率平稳下滑,而TFP贡献率平稳上升。劳动力要素贡献率一直很平稳,近30年间并未有大的变化,这正说明黑龙江省正在由资本推动型增长方式向技术推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增长“尾效”、要素贡献率及资源冗余——基于农业的分析

重点计算并分析了农业经济增长中资源消耗带来的增长"尾效",以及农业生产的各投入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基于DEA方法计算了各资源的节约潜力。研究发现:由于土地资源、能源和水资源的增长"尾效"存在,因此每年农业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1.32%;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76.86%,其次是土地资源和能源——分别为1.08%和1.01%,水资源的贡献率仅为0.07%;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22.17%,劳动力的贡献率甚至为负(-1.19%)——这主要是因为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就业冗余;1983年以前,冗余量最高的是水资源,其次是土地,再次是劳动力和能源,之后各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但是2002年以后各资源的利用效率停滞不前。     

我国农村生产要素C-D函数分析

本文在简要分析农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及发展现状基础上,运用C-D生产函数对1991-2006年以来我国农村生产要素的贡献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农业增长的诸要素中资本贡献率最大,劳动力贡献率次之,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小.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虽然不高,但和农业生产总值呈很强的相关性.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重视农业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加大科技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素质,以提高农业增长中的技术进步贡献率.     

农业科技进步视角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实证研究——基于陕西省1990—2008年统计数据

论文采用含有技术进步率的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陕西省1990—2008年农业科技进步率及其贡献率。探讨了物质费用、耕地面积和劳动力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表明,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属于资本拉动的技术密集型发展方式,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高,但农业科技利用效率相对趋低,劳动力自2000年以来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为此,未来提高科技利用率是陕西省农业经济发展转变的主要方向。另外,劳动力就地转移也是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同时还要继续注重资本投入。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TFP的实证研究

假设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受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科学技术水平年均进步率为5.1%;此外,通过计算还得出国内生产总值（GDP）、资本存量以及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79%、12.53%和2.27%。资本、劳动及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45%、18.03%和53.5%。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3.5%,超过了资本、劳动两者贡献之和,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是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对云南省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选取1993~2011年云南省农业投入和产出的数据,采用改进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运用索罗余值的思维,将技术效率看做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的余值,分析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并判断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类型。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以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经济总产出有显著正向作用。在总体上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是提高的,但个别年份波动较明显。劳动力要素贡献率基本上保持平稳的态势,然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要素贡献率在研究样本年限期间波动幅度较大,相对而言,土地要素贡献率处于中等水平,并且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进步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进入21世纪以后,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文章依据上海市2001—201 2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以索洛余值法为基础,推算出上海市历年来技术、资金以及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判断上海市历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研究发现:上海市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推动的,并且正处于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的关键时期。     

基于“索洛余值”改进模型的山东省技术进步贡献率测算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逐渐由原来的物质要素转向技术进步因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成为判定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指标之一。引入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对索洛余值法进行了改进,使之更符合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并运用改进模型对1991-2008年山东省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山东省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率不高,但长期来看呈上升趋势。最后提出了促进山东省技术进步的对策建议。     

新疆兵团工业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分析

运用C-D生产函数研究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新疆兵团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投入对兵团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21%,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27.35%,技术进步贡献率仅为11.44%.兵团工业经济呈粗放式的增长,资本投入是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最后,分别从资本、劳动及技术进步角度提出了促进兵团工业经济增长的对策.     

效率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技术进步的效用结果和完整体现。本文引入效率体现式技术进步概念,以资本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综合指数来体现总体技术进步水平,构建经济增长中资本规模、劳动力规模和总体技术进步三因素贡献的分解模型,并利用中国198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期间的技术进步贡献及其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资本规模增长,劳动力投入规模贡献不大,技术进步贡献不小。技术进步贡献主要源于生产技术质量和生产技术效率,产业间劳动力构成和其他管理技术进步贡献微小。     

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率研究:1978-2000

利用索洛模型法估算出我国1978-20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动因作简要分析,以考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卓有成效,技术进步效率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为32。96%,仅次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劳动投入贡献率高。另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适中,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较为适应,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     

中国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比较研究

对中国未来90年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进行了人口-经济动态模拟。在生育水平过低导致劳动力减少过快、人口老龄化过重、劳动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将使经济增长大大放缓;而较高的生育水平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略快,但是人均GDP增长速度慢于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并且人均GDP水平也具有较大差异。完善当前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稳定在1.9-2.0之间,如此人口在本世纪缓慢地减少也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在低生育水平下,依靠劳动增加和资本积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将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必然选择,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将是未来经济增长首要源泉。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一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5个地区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后引入的大量外资与我国充足劳动力的完美结合,使得我国经济多年保持两位数的高位增长,而技术进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我国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采用索洛余值法测算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对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部分地区1990—2009年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分析得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5个代表性省市在经济增长贡献度方面,起初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高,而技术进步的波动性却很大,之后技术进步水平逐步趋于稳定,并基本维持在对经济增长贡献70%左右的水平。充分说明在这5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

本文应用经济计量方法，测定制度因素、产业结构、劳动力、物力资本、知识资本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贡献率；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分析

利用C-D生产函数和回归分析技术得出中国旅游产业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利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1996—2001年及2001—2006年两段时间区间内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中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增长;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三大区域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明显的差异。     

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初步测算：一个分区域和分年段的研究

基于扩展的索洛模型,采用岭回归方法分年段研究测算近30年和2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和变化趋势。结果显示,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科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效应逐渐弱化。建议科学设计并有效执行投资、科技、人口和改革开放等方面的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结构红利假说”吗？

描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结构、要素生产率及其演进情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解构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检验了生产要素跨行业、跨省区和跨所有制流动对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结构性贡献。研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跨行业流动均产生了“结构红利”；劳动力和资本跨省区流动均产生了“结构负利”；劳动力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微弱的“结构红利”，资本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结构负利”。“结构负利”的产生具有如下启示：合理减少行政干预，释放高技术产业生产要素流动活力，破除高技术产业融资的地域与所有制歧视，逐步建立统一的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市场。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ANADIAN CASE*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aggregate, in structural and in micro-economic terms on the basis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Canadian experience. Education is considered as a factor of input.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knowledge resulting from additional education expands the capacity to produce, and increases the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he desire for greater leisure. The dual function of education is stressed: the demand and supply effect. Education is examined both as a cause and a consequence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rough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quality of the labour force, earning capacity, both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productivity,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haract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educational progress generally occurred in line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irst eight decades, with the real take-off in educational advancement only occurring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when the nation reached the stage of technological maturity and high mass-consumption. Among the reasons for the lower ratio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devoted to education in the first eight decades were the low priority attached to education, the emphasis on investment in physical capital because of its shorter pay-off period than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the heavy reliance on a substantial flow of immigrants who had obtained thei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broad. A distinct change occurred, however,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partly as a result of new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and partly as the result of changes in private and public attitudes, a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ewards of education in terms of individual advance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led to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devote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 nation's resources to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long pay-off periods notwithsta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