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因素与中国股市的技术创新信息反馈——基于股价特质波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Chun等[1]的研究思路,实证检验技术创新投入是否能够在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价特质波动中反馈为公司特质信息。考虑到中国市场微观结构中流动性因素对于资产定价的独特作用,我们建立引入流动性变量(以换手率度量)的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股价特质波动,然后在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检验技术创新投入与公司特质信息的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流动性因素对公司特质信息存在显著影响,但流动性成本不会影响公司创新投入。在控制了流动性因素后,技术创新的股价反馈效应表现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显著存在,说明创新投入能够在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价特质波动中反映为公司特质信息。     

特质风险能够被定价吗？——基于“特质波动之谜”现象的文献评述

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认为特质风险不应被定价,即便无法完全分散掉,与股票收益也应是对应权衡关系。但AHXZ（2006,2009）发现的＂特质波动之谜＂现象对标准金融学理论再次提出严峻的挑战,也使得公司特质风险定价行为逐渐成为金融经济学研究的新兴领域。本文从特质风险的测度、＂特质波动之谜＂现象的实证检验、异质性现象的形成机理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综述,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展望,从而为今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之用。     

结构突变对股市收益波动性的影响——来自中国沪深股市的经验分析

采用修正的ICSS算法检测我国沪深股市收益波动的结构突变点,并使用引入虚拟变量和标准差过滤的方法消除结构突变的影响,建立GARCH和FIGARCH模型检验结构突变对我国股市收益波动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沪深股市的收益波动表现出显著的长记忆性,且结构突变将导致对收益波动长记忆性的高估,表明我国股市还未达到弱式有效的水平,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基础上的金融数量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采用修正的ICSS算法能够有效地捕捉到波动的结构突变点,引入虚拟变量和采用标准差过滤均能较好地消除结构突变的影响,而采用标准差过滤的方法的实证效果相对更好;我国股市收益波动存在显著的结构突变,且结构突变发生的时间均与重大政策或市场事件相对应,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受到经济政策和市场活动的影响显著。为此,应尽可能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促进股市的市场化运行,并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对证券市场的可能冲击。     

特质波动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股市的波动率可以反映股市的风险,特质波动率一般用以表示非系统风险。本文沿用Campbell和Malkiel的无需估计beta的特质波动分解法将股票的波动分解为市场层面波动、行业层面波动和公司层面波动,发现中国A股市场特质波动率序列并不呈现明确的向上或向下的趋势,并试图建立统一的框架从公司基本面、投资情绪和市场结构三个方面得到影响特质波动变动的因素,这对掌握股票市场的特质风险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股市波动的信息不确定性与投资者行为效应研究

中国的股市价格波动常常表现出在股价波动规律上的非理性特征,这说明在股价波动的特性中蕴含了来自非基本面的诸多信息.已有的研究表明维护市场的功能与稳定,需要更多的考虑来自信息不确定性及投资者行为所带给股价波动的影响.文章通过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因子分解方法,从中国股市价格波动的信息中分解、提取出投资者行为效应的成分,从信息不确定性的角度界定了投资者行为对股市价格波动的解释力度与作用大小.针对实证研究的结论,文章从股市惯性、货币政策以及信息不确定性和投资者行为效应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股市风格资产时变联动性及结构突变研究——基于ARMA-GJR-DCC-MVGARCH模型的检验

利用中国债券和四种股票风格资产在2004年～ 2012年的日度数据,构建五元DCC-MV-GARCH模型,分析我国股市风格资产间时变联动性和结构突变点,结果表明:各股票风格资产间存在明显、持续的时变联动性;随着资产规模的下降,四种股票风格资产间的时变联动性在提高,但波动性却在下降;各风格资产间的时变联动性均存在多个结构突变点,这些结构突变点的位置往往伴随着影响股市的重大政策的出台或意味着股市走势拐点的出现.     

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内生结构突变模型

重大政策调整、经济危机等都会使数据生成过程①产生结构突变,但以往研究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却忽视了这种现象,引起检验势降低和计量结果失真.文章采用内生突变模型对中国1952-2007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和GDP均为带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且存在同期的突变时点.进一步推断出: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支出性质决定经济增长的稳定路径,大的外部冲击或内部制度改革才能改变这种均衡路径;应对经济危机的"四万亿",只具有短期效应,而促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措施是对经济体制的综合性改革.     

股市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运用时间数列和计量分析方法,搜集1991年以来上证指数和GDP增长率的季度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和格兰杰检验分析我国股市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长期看,股价与经济景气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的变化是股价变化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     

投资者心理与市场异常波动——基于行为金融的视角

近两年来,我国股市异常波动频繁,标准金融理论已很难解释这种现象.本文从行为金融角度出发,结合市场实际数据,尝试探悉股价异常波动的原因.     

中国股市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股票市场经过15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有1400余只公司股票上市,市价总值最高近7万亿元,流通市值最高也近2万亿元,股票投资日益成为个人和机构的主要投资工具,股票价格的波动对居民和公司的资产变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因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有必要通过宏观因素、经济周期和微观因素、资本供求等方面来对决定股票价格波动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     

公司特质波动在上升吗？——基于文献的述评

文章针对目前金融经济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公司特质波动,从两个方面进行文献述评：特质波动测度和时间趋势。公司特质波动的测度方法主要依赖于资产定价模型的选择,因此,其误差根据方法的不同而各异;在时间趋势方面,众多学者对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股市存在明显的特质波动上升趋势从各种角度予以解释;由于针对公司特质波动的研究刚刚展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少,大部分仅对中国A股市场平均特质波动水平进行相关测度。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文章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展望,为今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之用。     

金融危机后全国商品房与股市的替代效应——基于结构突变的实证研究

基于结构突变点2008年剔除长期趋势因素和季节性因素之后,利用VAR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商品房销售额与上证成交额的关系.2008年后,商品房销售额是上证成交额的滞后一期的格兰杰原因.建立VAR模型发现,上证成交额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商品房销售额的系数为负,并且显著不等于零.这反映了商品房作为投资品的属性,说明确实存在一定程度对股市投资的替代效应.结构变点在研究时间序列时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建模过程中考虑了数据生成过程改变的影响,使得分析结果更加可靠.     

投资者情绪与股市过度波动：文献综述与中国证据

近两年来,中国股市频频发生过度波动,其原因已不能用传统金融理论加以解释.通过从投资者情绪角度分析,结合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数据,尝试探悉股价过度波动的原因.     

分税制改革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结构突变单位根过程的实证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的结构突变单位根过程检验方法，对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79—2004年间分税制改革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在分税制改革后，无论是短期经济增长还是长期经济增长，其增长率变得更加平稳了，但地区短期经济增长率的平均水平没有发生改变，而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平均水平则下降了。     

股市波动影响下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GMM估计量,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投资、出口、进口和通货膨胀）作为基本增长模型的解释变量,从股市波动的角度考察了金融发展（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估计了股市波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化。文章发现：正常的股市波动能使金融发展更为有效的促进投资形成,促进经济增长;而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股市波动则往往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会起到显著的负向影响。     

制度视角下的中国股市政策性波动

中国股市具有波幅大、频率高的特点.中国股市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为帮助国有企业解困而设立的,其产生、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政府.政府隐性担保契约偏好对股市的干预加刷了股市的政策性异常波动.通过制度创新,政府隐性担保契约从股市退出,让市场规律指导股票市场运行走势是稳定股市、防止股市大起大落的可能选择.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结构突变研究与预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汇体制经历了许多改革,对外汇储备产生较大影响和冲击的事件有1994年汇率体制并轨、2001年加入WTO,它们极有可能会引起外汇储备发生结构变化。通过对外汇储备的外生结构变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发现：外汇储备发生了结构变化,为带有结构断点的单位根过程,不考虑结构突变可能会带来“伪协整”问题。并借此预测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将呈持续增长态势。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的多重结构突变模型研究

在假设保持资本和劳动不变的情况下,运用Ｂａｉ和Ｐｅｒｒｏｎ（２００３）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方法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研究结果表明,１９５２—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可以分为九个时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１９５２—１９８８年期间（前六个时期）大致呈“Ｎ”形,在１９８９—２０１０期间（后三个时期）大致呈４５度的“Ｓ”形。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稳步上升的,为了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一方面要保持能源的充分供给,另一方面要对能源消费价格进行改革,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能源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合理配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