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势差、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高端化北大核心CSSCI

现有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考察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鲜有文献将效应的研究延伸到产业高端化。本文作者基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在加入技术势差后,用门槛模型对中国省级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在一定程度的OFDI规模和技术势差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高端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跨越"拐点"后,这些作用会变为负向且不显著;FDI技术溢出有助于提升制造业高端化水平,但国内R&D资本存量和进口技术溢出的影响并不理想。这表明,合理控制OFDI规模和技术势差有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正向效应的发挥。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文章运用经验数据和实证检验分析了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并对其进行了结构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主要源自于进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与此影响相反,进出口贸易对综合技术效率呈正U型影响。劳动力转移可以显著提高综合技术效率而对技术进步具有直接负面效应,但通过推动对外贸易进而提高技术进步的间接促进效应不应被忽视。随着技术势差的缩小,通过对外贸易等渠道获得技术溢出的效应日趋减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转变为主要依靠自身技术研发和制度创新,同时应注重进一步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潜力。     

中国对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

本文利用1985—2012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在美技术获取型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同时,从吸收能力视角考察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程度与技术差距对中国在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中美适度的技术差距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但中国高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经济开放度及金融发展程度不深制约了中国企业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阻碍了中国对美OFDI逆向技术溢出。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口贸易渠道的R＆D溢出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整体来看,国际R＆D资本显著地促进了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但是其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促进了东部地区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对中西部地区省份却起了阻碍作用。实证研究还发现,国内其他省份R＆D资本对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皆为负值。因此,加强各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协调各省产业结构,调整中西部地区的贸易结构,加强与欧美等研发投入比重高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成为当前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     

中国OFDI、要素禀赋结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

立足于外资来源国视角,强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基于2005-2018年中国OFDI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探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中国OFDI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在整体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禀赋结构是中国OFDI影响沿线国家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中国OFDI主要通过增强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对沿线国家生产率产生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OFDI对较落后沿线国家表现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效应,而对较发达沿线国家表现为劳动力"防御性创新"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OFDI对沿线国家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生产率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一路"沿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且主要源于绿地投资模式和广延边际效应,同时中国OFDI的促进效应集中于资本禀赋相近和技术禀赋差异较大的沿线国家.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本要素配置效应等中介机制,推动沿线国家生产率提升.     

FDI的技术溢出与农业生产率——基于中部省份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03-2009年中部七省(吉林除外)的面板数据,定量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我国中部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有助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过进口贸易途径的国际技术溢出对中部农业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出口中学”有利于农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数字技术对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在旅游业绿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文章基于DEA模型测度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2013—2020年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GMM、PVAR模型实证探究了数字技术对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短期非线性及长期动态冲击影响,并使用SDM探寻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该U型特征主要集中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长期内数字技术对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冲击为正且延续性较强;此外,数字技术对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空间溢出特征,该效应主要源于地区间的溢出。最后提出持续推进旅游业绿色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在旅游业的应用等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而对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采用2005—2015年我国30个样本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于GDP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尤其明显,但各等级公路密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中部坍塌”现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各地区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要素流动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建设施工和维护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规模对中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基于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了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义了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对中国工业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规模水平溢出效应和规模前向溢出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规模后向溢出效应对下游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发展中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理论述评与展望

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赶超式发展的途径主要是依靠技术。除了贸易和引进外资以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借助对外直接投资（OFDI）,到技术要素密集度高的发达国家去投资,主动获取技术溢出,通过技术的国际传导机制带动母国的技术进步。本文从国内外两个角度概述了近期有关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的文献,梳理了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不同理论基础以及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国际传导机制的影响因素,以及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R＆D溢出对其影响分析

运用索洛残差法估算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从新增长理论的一个分支——内生创新论出发，分析贸易影响一国创新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理论机制，运用内生创新论的Coe＆Helpman的贸易的技术溢出模型对国内和国外溢出的R＆D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的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

基于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方法,实证测算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间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则起到了阻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是服务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吗？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服务贸易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对25个国家1999-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抑制了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出口的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由于协同效应的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在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发挥了“助推器”作用;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的提高带来了生产率优势,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国内自主研发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     

基于VECM模型的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运用1982—2009年的数据构建VECM模型,分别采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国内研发投入存量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旅游服务进口和其他商业服务进口渠道获得的国外R&D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正面影响;运输服务进口则会产生负面影响;国内研发投入存量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大于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     

人力资本、R&D与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7年中国地区面板数据,在测算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变化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R&D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动力来源;人力资本与R&D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对技术效率反而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及阶段划分——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1978—2013年的测算和分解

基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当规模报酬不变时,资本产出弹性等于资本收入份额,劳动产出弹性等于劳动收入份额,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采用1978—2013年我国东、中、西部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79—2013年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呈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体上还是以中性技术进步模式为主;1997年前各地区技术进步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而1997年后表现为资本偏向型;1997年后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技术进步偏向直接影响到我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高劳动产出弹性、降低资本产出弹性有助于减缓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滑,进而促进各地区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江苏省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基于DEA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江苏省2003—2009年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演进和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十年间,江苏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4.3%,其中制造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2%,技术效率增进年均增长率为2.3%。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主要原因得益于技术进步水平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而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则增长缓慢。因此,加快行业技术进步,提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增进指数必将成为提升我省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战略选择。     

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1978—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78—2013年的数据测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偏向,并基于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将就业增长分解为资本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性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偏向三部分,分析表明：1979—1989年,我国技术进步的偏向不太明显,但在1990—2013年,我国技术进步明显偏向资本;资本投入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度远大于技术进步偏向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度;因此,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是我国就业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促进我国就业增长,应优先构建以促进就业增长为目标的宏观政策体系,大力发展与我国资源禀赋结构相匹配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并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     

设备质量投资、技术等级阶梯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设备资本现代化发挥的作用与单纯增加这种设备所起的作用一样大.基于体现型技术进步速率内生化视角,分析了设备质量投资对技术等级阶梯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技术等级阶梯异质性下,设备质量投资对技术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设备质量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积极效应,且主要为短期效应;第二,已发生设备质量投资和新增设备质量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起主导作用和调节作用;第三,设备质量投资可以通过模仿创新促进位于技术低阶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难以通过自主创新推动位于技术高阶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此,应立足于当前完备的工业体系基础,加快完成新旧动能转换,以构建国内大循环圈,并参与国际大循环圈.同时,应通过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保证国内国际双循环圈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