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的突破口

户籍制度改革之难,难在户籍背后的含金量不同,改革的突破口是让含金量相同的地区首先实现户籍互通。户籍改革难,但不是无改革之路,关键要看改革的决心。     

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诉求及其解决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决定力量，越来越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但是二元户籍制度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和子女入学等，通过循序渐进的、与土地相关联的分层次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奠定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诉求及其解决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决定力量,越来越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但是二元户籍制度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和子女入学等,通过循序渐进的、与土地相关联的分层次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奠定基础.     

户籍转换提升了居民满意度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农村户籍居民向城镇户籍转换的过程中,是否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如何影响?本文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居民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籍转换显著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居民在年轻时发生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提升居民在老年时期发生户籍转换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户籍转换显著提高收入较高、无负债以及无房贷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研究表明,户籍转换会通过个体收入、创业行为和提高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从而改变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此外,户籍转换对主动市民化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影响,而对被动市民化个体则无影响。为此,政策上应进一步推进户藉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就业能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转非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     

户籍改革岂能强迫“农转非”

从秋季开学起，重庆各高校都在动员拥有该市农业户籍的学生转为城镇户籍：多名拒绝转户的学生称，动员已变为强迫，拒绝转户者被教师约谈，并以奖学金、入党甚至毕业证等相要挟。这些学生担忧转户后，老家的宅基地和农田被收回，在日后可能的拆迁中，得不到补偿。     

户籍改革与农业人口转移

户籍制度改革已由小城镇向中等城市、大城市次第推进。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取消进城人口的计划指标,实行户口迁移条件准入制,对推进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在改革中出现许多新问题,须从推进城乡协同发展、就业、土地、社会保障等方面综合考虑,采取有效对策。     

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户籍歧视及其变化趋势

文章首先厘清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歧视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并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户籍不平等现象界定为以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利受侵害为本质的经济歧视.其次,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年和2007年数据,运用多元logit模型考察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户籍歧视状况和变化趋势.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在职业获得、行业进入和所有制部门进入三个维度上都遭受了明显的户籍歧视;(2)与2002年相比,2007年就业机会的户籍歧视呈现恶化趋势,显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机会分配的“负滴漏效应”;(3)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就业机会回报显著低于城镇职工,这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可能会产生负向激励并导致“前市场歧视”的发生.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缓解就业机会户籍歧视的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及其改革的思考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重点向城市倾斜,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目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且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暴露出来,但是,改革进程却非常缓慢。这一困境如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这必然需要户籍法律制度的改革。     

城市户籍改革的经济学考量——基于博弈论框架的分析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表现为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来流动人口和城市市民多个利益集团组成的多方博弈过程,而最终的政策趋向取决于博弈各方对各种权利、资源、政策干预力量等因素的掌握,而各利益相关方支持还是反对改革的主张取决于各方对成本收益的考量。     

重庆户籍改革的底气在哪里？——对话重庆市发改委改革试点处处长陈继红

重庆市政府一直都是本着自愿有偿的转户政策，不会强制执行。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措施，来保障农民进城的未来生活。     

户籍改革、农地转让权与城镇化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文章将异质劳动力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探讨了户籍改革和农地转让权对农村劳动力和城市高、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及城镇化率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户籍歧视程度的降低,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能提高大中城市高技能劳动力福利,同时大中城市可以吸纳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农地可转让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尤其是对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更有利,但会推高大中城市房价,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福利;同时发现如果城市层级相差过大,也不利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文章最后针对户籍改革和农地产权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由于户籍制度以及粘贴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农民工的地域迁徙及其农民身份的彻底变更并没有实现,致使普遍出现了"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格局。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目前,虽然"农民→农民工"已经成功穿越了"显性户籍墙",而"农民工→市民"需穿越的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后者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农民工实现向市民转变,必须具有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然而双重户籍墙增大了市民化成本,弱化了市民化预期,阻碍了市民化进程。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拆除"隐形户籍墙"。     

户籍改革宜渐进有序--与主张全面取消者商榷

当前。主张通过立法全面取消现存二元户籍制度的呼声很高。本文对此持保留态度。从转型视角看,改革户籍并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破旧立新,户籍的全面放开不仅不能顺利解决“三农”问题,反而会给城市带来混乱和破坏。本文认为户籍放开宜渐进有序：逐渐降低城市户口“含金量”,改善劳动力转移的市场机制,并且户籍放开应按城市区别对待,走增量之路,不能搞“一刀切”。     

市长为什么反对户籍改革

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这个庞大的数据,足以压垮地方财政,地方政府是经济理性人,对这笔账算得很清楚。     

非对称性户籍改革下农民工户籍选择与农地使用效率

农民工户籍选择关系个人福利和国家农地使用效率。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将推拉框架置于非对称性户籍改革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中,刻画了户籍与城市公共服务脱钩、农业户籍不与土地权益脱钩的制度改革,以及土地预期价值提升下农民工户籍和土地流转决策。实证研究支持了理论分析结论,证明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高和土地预期价值提升是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两个经济动因。由此进一步分析表明,存在大量保留农业户籍和耕地承包权的农民工家庭无劳力耕种承包地。这种“人地分离”是导致耕地撂荒的重要原因。综上,本文建议,针对农民工家庭不愿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政府应制定更明确的惩治和管理规定,以提高撂荒耕地成本,从根源上降低撂荒意愿;针对农民工家庭因其耕地细碎、偏远、耕作条件差等原因无法自行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需地方政府扶持性协调,出资改善耕种条件,鼓励以耕地经营权入股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府与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合力推动撂荒地复耕。     

劳动力配置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户籍改革视角

全国农民工增速的放缓导致城乡劳动力配置改善的速度下降,日益突显城市间劳动力配置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户籍改革的地区差异和筛选作用如何通过城市间劳动力配置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研究发现,户籍改革的地区差异和筛选作用阻碍了经济增长,消除地区差异能增加33.51%的经济总产出;尽管降低除一线城市之外的落户门槛不利于城市间劳动力配置改善,但能增进社会福利。     

论人权背景下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户籍根源

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约束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农民工平等就业是人权的内容,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制度性障碍。     

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困境及未来政策走向——以上海为例

我国的户籍改革按照从小城镇、中等规模城市再到大城市的逻辑顺序展开。大城市户籍改革面临着人口承载能力限制、财政分权模式下的差别待遇、人才与人口可控性等一系列难题。消解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压力,涉及均衡区域资源配置、是否保留户籍的工具性,以及筛选机制和户籍门槛等核心问题。大城市户籍政策调整的关键仍然是寻求政策供需的均衡点,未来的政策走向是渐进式改革与福利供给"普惠制"的实现。     

论户籍改革下人口流动与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协调

户籍制度存在已久,对于这样一项涉及面如此之广的制度,其改革必然会伴随着一些新问题。一是户籍制度改革后,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对城市的承载力的要求：城市的交通、能源、粮食和水的供应跟不上,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不能覆盖此类人群。二是农业又因生产要素的过度流失而出现凋敝和萎缩的趋势。对此,本文从分析农村人口迁移的流动效应人手,将从农村迁到城市的人群分为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