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要闻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实质性进展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闭幕。两国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并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此外,两国在金融合作和金融开放方面也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果     

且谈且走的中美战略经济关系

如何评估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中美之间对此有着较大差异。中方不否认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更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大局是健康的、积极的。美方虽然也强调美中经济往来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但更突出双边经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从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到2006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06倍，年均增长18．9％。在过去10年间，中国出口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约了6000亿美元。有400万-800万美国人的工作同对华贸易密切相关，其中许多职位都是因美国零售商销售中国产品而产生的。应该承认，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流是互利共赢。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利益高度交织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美经贸关系仍将以互补、互利为主。美国仍将是影响中国外部环境的最大因素,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且对重塑世界经济秩序意义重大。对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判断中美两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利益上高度交织,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将保持总体稳定。美国仍将是我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而我国将是其出口拉动经济战略中最重要的外部环节。此外,两国在双边经贸关系之外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回顾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在双边性、区域性和全球范围等广泛领域内,对近期和长期战略性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挑战和机遇进行磋商的一个现行加强化机制。其前身为2006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前任总统布什所创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话举行期间,中     

热点

正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已完成文本谈判作为中美最高级别磋商机制,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围绕三大经贸议题: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人民币汇率问题、高科技产品进口关税。其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尤引外界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美应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谈成一个高水平、     

加强中俄经济合作的路径分析

中国的复兴之路不仅需要中国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也需要同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与俄罗斯作为彼此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在经济方面的来往十分密切.从中俄两国经济合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视角下,考虑科技、投资、贸易协调、教育、文化等因素,分析中俄经济合作新路径.主要包括:经济贸易结构调整,促进两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提倡科技互助,提升两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扩大投资规模,增强两国经济依存度;开展教育合作,共同培养高素质人才;强化民间文化交流,提高两国文化认同感.     

美国专家对中美第二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反应

在中美两国举行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期间,及其之后,美国方面以智库为首展开了对对话的诸多讨论。专家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对话的背景、动因、目的;对话的内容和成果;对话的前景等。透过美国专家的反应,可以看到美国方面对于对话的基本认识,也可以为中方思考未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发展提供借鉴。     

双周

寰眼天下·国际中美支持生产性资本流入两国金融市场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5月9日至10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共同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美方承诺对汇率过度波动保持警惕,中方承诺继续增强人民币汇率     

从百姓生活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除了中美两国的领导层、各国经济界人士、专家学者一直在关注之外，中国和美国的老百姓，以及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中美经济关系也是十分重视。30年来，在中美两国民众生活的不经意间，两国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深地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     

共同利益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础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调整中美两国关系的一种新机制,不仅在双边经济关系上,而且在全球政治格局上都有重大意义. 这一对话已经举行两次,其中体现了什么信号,其发展的走向是什么,共识与分歧是什么,中国如何更好地借助对话平台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美欧经济动荡及其对中国的深远影响

美欧自金融危机爆发延续至今的经济动荡,并非源于偶然的政策失误,也不能归于周期性经济阵痛,实际属于经济模式遭遇的深刻危机,这意味着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已处于超载状态,世界经济将长期陷于低迷,步入重大动荡期和调整期。为摆脱危机美国的政策调整可能在世界范围产生传导效应甚至危害,对国际战略总体形势以及中国的发展与安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进入深度互动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美之间尤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不仅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也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对此中国应充分认识国际体系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趋势,趋利避害,有效消解战略压力,坚决维护对外关系的总体平衡和稳定,本着冷静观察、充分准备、积极应对的原则,有针对性地投棋布子,积极运筹国际变局,尤其应重点强化经营周边的力度,拓展回旋空间。     

论中美战略竞争

竞争既是国家间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也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战略竞争则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21世纪,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中国参与双边FTAs进程及其与APEC的政策协调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双边FTAs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利益。在亚太区域,中国应该加强双边FTAs和APEC的政策协调,使它们共同服务于我国的整体战略利益。     

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

中美贸易冲突根源的探寻不应停留在国际贸易层次,而是应该从当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和国际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分工及其相应的国际生产关系是决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与利益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分工结构中长期处于外围、在生产关系上处于依附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落后,特别是技术水平落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链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方式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生产中,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没有改变,但是具体的依附形式不同于历史上的依附形式,呈现出“技术—市场”依附的特点。在这种新的依附形式下,广大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中获得微薄的附加值,进而形成一种依附式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却能够主导全球生产进程并从中获得高额的附加值。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需要摆脱依附式发展模式,实现在全球生产链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近年来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提升世界市场地位方面的努力及其获得的相应成就触动了美国作为现有国际分工主导者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其霸权的经济基础,美国不惜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以及美国相对衰落所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现实和潜在的变化正是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根源所在。     

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近几年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其焦点在于双方对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同理解。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传统的贸易利益评价指标已经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关系。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附加值指标较好解决了贸易转移、国内循环和贸易回流这几个统计问题,对贸易利益的刻画要更为真实、科学。本文通过运用传统顺差指标和贸易价格指标以及现代的贸易附加值指标,对1997～2006年中国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利得进行界定,发现对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的不同是造成贸易争端的主要技术因素。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的附加绝对价值逐年增长,但附加值比重却没有实质改善。由此,我国应该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遇,实现国内附加价值比重的实际增长,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动力。     

论中美反补贴争端及其解决途径选择

中美两国有关反补贴争端是近些年来新产生的一种贸易争端,并且已成为双方众多贸易争端中非常突出的事件。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必将使中美之间反补贴争端愈演愈烈。鉴于反补贴争端自身具有的特点,本文概述了补贴的双重性质和反补贴的特点,简要地介绍了中美反补贴争端的基本情况,分析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指出了反补贴争端的主要问题,并且提出了避免使中美反补贴争端愈演愈烈和尽可能解决两国之间反补贴争端的若干具体途径和建议。     

中美两国利率与汇率相互影响效应的评估研究——基于抛补利率平价理论的实证检验

对中美两国利率与汇率的相互影响效应进行实证评估后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国内利率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国内利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中国利率政策变动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利率政策的影响仍然较小;美国利率政策变动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利率政策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大,因而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间的传导机制建设仍需深入。     

和平崛起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目标序列与主要特点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和未来一段时期,应对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摩擦,处理台湾问题及各种国内分离主义,妥善处置涉及中国的多种主权纠纷,保护日益扩大的中国海外利益,承担合适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既是新时期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面临的五大任务,也是外交工作和整个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重大使命。解决这些挑战及麻烦,不光需要军事投入,也要求有新的观念和制度安排,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不同行为体之间更好的配合。要使和平崛起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获得更好的保证,必须统筹各个部门之间的功能,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获得社会公众的更多理解。超越狭隘的军事斗争思维和框架,从广义上理解中国作为世界新兴大国的国家安全,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所在。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美双边贸易要素结构分析——对HOV定理的再检验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的跨境流动赋予了贸易要素含量新的内涵。本文提出了符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贸易要素含量测算框架,并以中美贸易为对象对Heckscher-Ohlin-Vanek（简称HOV）定理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美双边贸易的要素结构并不符合HOV定理的预期,中国对美国的资本净出口大于劳动净出口,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增大。美国跨国公司的FDI和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的中国（美国）对美国（中国）出口资本/劳动比的提升（下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中美两国劳动要素结构体现出显著的互补性。优化要素结构,提升中高技术劳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贡献度,是实现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基础。     

构建中美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正面临严重考验和战略互信的缺失,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将造成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巨大利益损失,并危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安全。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两国间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也为双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必须坚持"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思维,既正视双边关系中的困难与障碍,又努力摈除不利于发展共同利益的陈旧思维,逐步建立积累战略互信。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也是中美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和"稳定器",中美经贸关系一直在合作与摩擦中向前发展。新形势下,中美双方应以战略眼光精心培育、构筑两国经贸合作的四大坚实基础:自由贸易根基、互利共赢根基、结构平衡根基、平等公正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