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1990年至2011年中国地级市市辖区人口的数据,通过城市规模分布的概率密度曲线、城市规模恩格尔曲线、城市规模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总结了近20年来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演进的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此外,文章还对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帕累托定律和Zipf定律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符合帕累托定律,但不符合Zipf定律。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及其空间特征

城市规模分布研究是城市规划中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对准确预测城市人口规模以及合理确定城镇体系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20年来首位度、回归斜率、城市规模基尼指数等多项指标的变化以及城市规模成长空间特征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城市群城市规模成长的基本规律。同时对区域发展中的矛盾以及研究中的困扰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城市规模分布的Zipf定律的实证分析

合理的城市规模创造出最大的规模效益。人口规模是衡量城市经济规模的基本指标之一,城市位序—规模Zipf理论是研究城市系统的重要基础,可以较好地刻画城市的规模分布。在当前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文章拟利用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对Zipf定律进行统计性实证检验,从而对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定量描述,并考察各城市规模分布的集聚程度。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选择:是人口容纳器还是创新集中地?

本文在传统城市多部门模型基础上,纳入城乡空间异质、城乡人口流动、创新聚集内生等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假设,从理论上阐释中国城镇化的内在动力从单一城市人口规模机制转变为城市人口规模与创新聚集双元机制的经济学原理,并运用2001—2015年273个城市和20个城市群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城市人口规模和创新聚集是促进中国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双元动力机制,然而现阶段城市人口规模机制对城镇化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创新聚集机制,因此,城镇化目前主要是人口容纳器,形成创新集中地将是未来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主要方向。(2)农村人口规模除直接影响城镇化还通过"农村人口规模推动创新的规模"叠加资本这一途径作用于城镇化,资本会强化农村人口规模增长对创新的负作用,进而阻碍城镇化发展;"创新的规模推动创新聚集"叠加资本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创造力",资本驱动知识生产进而推动创新聚集,将有效提升城镇化水平。(3)中国20个城市群的城镇化进程显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半数的城市群城镇化动力来源于城市人口规模和创新聚集双元机制,其他9个城市群城镇化发展主要依靠城市人口规模的单一机制。     

当代中国城市人口时空变迁研究

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在数量及分布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城市人口总量、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和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分析,从时间和空间分析这些变迁,研究其原因,并探讨发展趋势。 一、城市人口总量的增长过程及增长构成 我国城市数从1949年的136座增加到1988年的432座,人口总量从1949年的2889万增加到1988年的11160万,城市人口平均每年增长41.3‰,远高于同一时期全国人口年均增长18.2‰的水平,城市化速度较快(见表1)。     

产业发展从人口集聚中受益了吗?——基于2005-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1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统计分析和工具变量回归,研究了近些年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且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受集聚经济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人口集聚效应总体上对非农劳动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为负值,第三产业则享受了更多集聚经济的好处;人口集聚并非越强越好,人口规模超过某个水平反而会抑制劳动生产率;不同规模城市的集聚效应略有差别,中小城市对集聚的好处更加敏感。     

中国城市规模幂律分布实证研究

首先在数学上探讨城市规模的分布规律,证明城市规模服从Zipf定律。然后,在理论上阐述城市规模幂律分布的形成机制。实证研究采用2009—2013年全国地级市的人口规模数据和建成区面积数据来分析城市规模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市的城市规模服从幂律分布,且幂指数均大于1。随着城市发展,人口规模分布的幂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建成区面积的幂指数呈现下降趋势,表明中国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人口规模差异程度在减小,但建成区面积之间的差距在增大。同时,比较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城市规模分布的差异,结果显示,东部城市的幂指数最小,而且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东部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程度大于中部和西部,而且城市规模之间的差异正在变大。     

福建省城市规模结构之研究——基于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的23个县级以上的城市人口、用地和经济规模的结构分布进行研究.通过首位度、位序-规模法则等方法分析发现,福建城市规模并不服从首位度分布,城市人口、用地及经济规模并不完全符合位序-规模的理想分布状态.城市体系分布主要呈现两个特点:福建城市规模体系以双中心城市为核心,小城市数量众多且发育不够;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闽东南沿海城市与闽西北山区城市规模差距大.最后提出了福建城市发展应增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扩大人口规模,以都市圈为主要形态带动整个省域经济发展.     

我国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分析

文章用较为详实的资料，对中国近15年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态势及其3个影响因子，即人口、经济增长和城市环境改善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近15年来，中国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年均扩张速度为850km^2。单因子回归分析表明，城市用地(城市建成区)扩张与城市人口和GDP皆呈高度正相关关系；但通过偏相关分析发现，GDP增长更能解释城市用地的扩张，经济增长是城市用地扩展最重要、最根本的驱动因素。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城市居住环境的要求提高，这也将刺激城市对土地的需求。     

山东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分形研究

本文运用级别分类、位序-规模法则、城市首位度指数和分形理论对山东省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城市体系首位城市的影响力不够,中间位序城镇数目较多,小城市人口规模低水平发育;规模序列结构的变化波动起伏,位于发展的中级阶段;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属于位序-规模分布型,变化态势明显。最后根据山东省规模结构的特征提出了山东省城市体系发展的建议。     

城市规模、空间集聚与电力强度

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人口、工业及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着不同的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进而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电力强度水平。本文选取了2003—2013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67个地级市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电力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电力强度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为了进一步探索城市规模对电力强度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空间集聚的概念,同时构建了一个用来反映省级行政区内部空间集聚水平的重要指标——空间基尼系数。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对空间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并将其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空间集聚对电力强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从优化电力强度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电力强度最优条件下的合理城市规模,并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的大型城市提供了实践参考与决策支持。     

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利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2000—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对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了长期内城市土地价格与城市人口规模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成为了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的推动因素。与此同时,考量了居民收入水平、储蓄水平以及房地产开发对城市土地价格变化的影响。     

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为例

利用第三、四和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人口增长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各城市密集区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空间分布变化幅度大,总的趋势是集中化、不均衡化;人口变动状况具有阶段性差异;外来人口的迁移流入是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密集区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演化趋势以及人口变动规律,其结论是: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遵循逻辑斯蒂增长规律、波动推进规律、圈层扩散与等级扩散规律,人口增长将由高速到低速,人口分布将由集中化迈向相对地均衡化.     

江苏省城市规模分布的演化分析

文章应用位序—规模法则和分形理论,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江苏城市规模分布各项参数进行了估计,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江苏城市人口规模分布从1990～2002年的演变趋势。结果显示:(1)位序—规模法则能够很好地描述江苏城市规模分布规律;(2)城市体系发育较为健全,均衡度不断增强;(3)江苏城市人口规模分布规律性明显,随着时间推移,城市规模分布呈现近似平行状态;(4)江苏城市分布的区域性差距明显。     

中国地级城市餐饮业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大众点评网”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33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大众点评网"餐饮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详细分析了中国餐饮业在市级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全国各城市间的餐饮数量差异远大于餐饮种类差异;平均餐饮数量和平均餐饮种类都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趋势,餐饮规模的空间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存在明显的等级性和"东多西少"的格局。(2)"大众小吃快餐"、"传统国内菜系"、"休闲时尚餐饮"、"外来国际餐饮"四大餐饮类型在城市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同城市餐饮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各异,餐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于西部省份;餐饮多样性的空间分布较离散,高值大多数分布在我国中北部。(3)中国各城市餐饮规模在城市层面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呈现趋同趋势,更多表现为餐饮规模较小的城市更容易相互集聚。(4)5个因子能够解释城市餐饮规模变化的95%,各因子整体上对城市餐饮规模都有促进作用,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水平旅游活力人口集中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但各因子对不同城市餐饮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每个城市其餐饮规模的主导因素并不一致,有些甚至对餐饮规模产生抑制作用。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五普”和“六普”人口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五普"和"六普"城镇常住人口统计数据,按照国际上常用的城市人口规模阈值标准筛选城市样本,采用统计分布检验、空间基尼系数、马尔科夫转移矩阵等方法,从全国、区域和省域三个层面考察中国城市规模的统计分布模式、空间分布特征和结构演化态势。结果表明:(1)2000—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均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但并不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帕累托分布和齐普夫分布;城市规模结构呈"金字塔"格局,城市规模差距过小;受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城市规模分布呈现集中化趋势;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增长趋势差异明显。(2)2010年,仅东北地区城市规模服从帕累托分布,其他区域城市规模既不服从帕累托分布也不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四大板块内部城市规模差距均过小,且并不存在梯度或反梯度分异规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首位城市规模相对优势不突出;2000—2010年,中部地区的城市规模差距在缩小,而其他区域城市规模差距则在扩大。(3)绝大部分省份内部城市规模发展过于均衡,但也有部分省份城市体系"一城独大"特征明显;省域城市规模差距的地域差异显著,但未表现出梯度或反梯度分异特征。     

东北地区城市规模分布演变及其空间特征

采用1990—2008年的城市人口数据,首先对东北地区城市规模级别结构演变概况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城市首位指数、位序—规模法则、城市基尼系数对地区城市规模分布演变展开计量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区域城市规模成长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呈阶段性、层级递进式演变;由于缺乏龙头带动城市,各城市首位指数较低且不断下降;1996—2008年,城市体系符合位序—规模法则,城市规模分布总体趋于合理;1990—2005年,经济基尼系数与人口基尼系数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地区大城市、特大城市仍有较大的人口发展空间;区域城市规模成长表现出空间极化、轴线指向、群带集聚、区域差异等空间特征。     

长三角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的构建

文章以长三角16个市1991年以来入境游人数为基础,运用变差系数(CV)、基尼系数(G)、首位度(S)、赫芬达尔系数(H5)4个指标分析了长三角城市旅游规模之间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这种差异在波动中逐渐下降。既而在差异研究的基础上去探讨其背后的差异机制——规模分布。根据规模的变化,将长三角各市旅游发展划分为四类:平稳发展型、波动发展型、加速发展型和减速发展型。然后对14年的数据进行位序规模相关系数的回归分析,发现长三角城市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经济的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城市职能、资源分布对差异和规模分布的影响。文章将为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旅游发展状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提供参考。     

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地级市为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的方面,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我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文章构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例,评价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4—2014年间甘肃省1 2个地级市中,兰州市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其他城市都属于非协调发展类型,而且所有城市都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市规模、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外资利用规模、产权结构和金融结构6个变量对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存在正向影响。     

中国大陆苹果零部件供应链空间组织研究

选取2012—2018年苹果公司供应商数据,运用赫芬达尔指数和GIS空间分析描述苹果零部件供应链空间分布特征,利用负二项回归方法检验地方粘性与全球链接两大要素的作用。结果表明:(1)苹果供应链呈现出少数城市和省域集聚性、大城市群的高度集聚性、城市等级规模的衰减性三大特征。(2)长三角和珠三角核心城市表现为同、异功能供应商区位共聚特征,一般城市和中西部的城市以单一产品专业化生产为主且表现为同功能供应商区位共聚特征。(3)苹果零部件供应链倾向于在产业开发区较多、交通便利且与全球贸易联系紧密的城市分布。供应链上游企业倾向于向经济发达且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分布,而生产成本上涨则会显著妨碍上游企业进入;外资增长会对供应链中游的企业区位选择产生负向作用;供应链下游倾向于向制造业人口较多、港口运输能力较强且参与全球贸易较多的城市区位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