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土地红利”开发模式演进研究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同格局的"土地红利"开发模式不仅直接影响"土地红利"释放形式,还影响着城镇化行动主体的动力能动性,进而制约着城镇化绩效的特点。通过对苏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土地红利"开发模式影响下的城镇化绩效对比研究,指出不断加深土地市场化程度和构建制度化的"土地红利"分配的博弈体系才是适应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土地红利"开发模式。     

厉以宁：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制度红利

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期提醒说，为避免掉入经济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改革要充分重视社会和谐的红利。厉以宁指出，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红利，二是社会和谐的红利。而后者更能体现中国特色，是最大的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的红利应当及早提上议事日程。厉以宁认为，要释放和谐红利，需要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方面的改革。     

民营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根本性质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企业家制度经营的关键平台,也是创造中国制度红利的重要手段,更是制度资本动态积累的核心载体。新型城镇化具有新资本形态(制度资本)、新商业模式(制度经营)、新作用路径(制度资本更新)、新动力机制(高效)、新平衡机制(包容)、新推进措施(可持续性)等根本特征。民营企业制度资本积累的新型城镇化路径是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梦的关键。     

今年以来的改革成效及政策建议

今年以来,改革总体上围绕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主线推进,成效显著。下一阶段,改革的着力点包括构造明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环境,打破金融垄断以释放资本活力,积极推动户籍、土地、社保等新型城镇化相关改革以释放新一轮人口红利,加快推进国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等难点和重点改革;同时,不断强化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加快完善改革推进机制。     

土地制度改革红利释放趋势和情景预测

本文通过构建增长核算分析框架来测算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1979—2013年GDP年均9.8%的增长中,土地制度改革贡献了1.72个百分点。对“十三五”时期的情景预测表明,相对于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制度改革部署,只是延续制度惯性,土地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到0.22个百分点而言,完全落实改革部署能达到0.45个百分点,部分落实也能达到0.34个百分点。为了更好释放土地制度改革的增长红利,未来应加快农村土地“还权赋能”和城镇土地“内涵挖潜”,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用途转换和出让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农民分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相关制度。     

新型城镇化下农产品出口贸易转型研究

正新型城镇化的要旨之一,就是促进农业与工业的和谐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将提升土地适度经营规模水平、提高农产品质量及标准化程度、加速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这些制度红利的释放,为我国提升农产品出口贸易水平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1.出口贸易额增长迅速。我国加入WTO(世贸组织)12年以来,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贸易总额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思考

当前,中国城镇化道路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走出传统城镇化的困境是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新型城镇化从理念到实践都紧密联系国情,把人的城镇化作为核心任务,强调城镇化质量的全面提升。同时,新型城镇化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将释放出巨大的红利,并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当然,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项非常复杂、系统、长短期结合的发展战略,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组织领导。     

创新的逻辑

创新成为热词的背景中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可以用7个字概括:双引擎,四轮驱动。双引擎是指改革和开放;四轮驱动是指人口红利、资本红利、土地红利和制度红利。当中国经济遭遇结构性困局,上述种种"红利"不复存在,某些因素反而成为"负资产",无论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     

2014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创新范例研讨会暨第四届土地资源与产业资本对接会将于7月12日~13日举办

正亮点一: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有关政策和规划权威解读亮点二: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创新范例分享亮点三:土地资源与产业资本现场对接,促进新型城镇化联合共建活动主办:中国国土资源报社、中国地产服务联盟参加对象:有关部委、省、市、县从事土地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负责人以及相关学界、商界人士。土地方(有关地方政府、园区、招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土地储备中心及相关土地运营单位等);产业项目方(产业项目商及相关工商企业);开发建设方;资本方(投行、基金等);     

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变革

土地制度红利释放殆尽,其负面影响已成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桎梏,如不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和大胆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途径就难以实现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起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平均每年1个多百分点的速度让城镇化水平从17%快速提高到2012年的52.6%,城镇化人口超过7亿。在这一过程中,土地制度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认为户籍制度在城镇化进程中起到了限制和约束作用,土地制度至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