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内银行竞争会加剧县域农商行风险承担吗? ——基于县域农商行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当前,我国银行业准入的进一步放宽使得银行间竞争程度不断提高,以县域农商行为代表的地方法人银行机构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其业务相对单一、市场定位不清、历史包袱沉重的问题日益凸显,且由于长期承担支农支小的政策性任务,风险水平一直居高不下.基于此,本文以2011—2017年我国56家县域农商行为样本,利用县域银行分支机构数据构造衡量区域内银行竞争的指标——赫芬达尔指数(HHI),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探讨银行业竞争与县域农商行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区域内银行竞争与县域农商行破产风险水平之间呈U形关系;(2)区域内银行竞争与县域农商行信用风险水平之间呈U形关系;(3)根据第一大股东性质将县域农商行分为国有组与非国有组,上述结论在两组之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     

利率市场化对农村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盈利性、风险性、流动性的考量

论文通过构建利率市场化指数,运用2011～2017年福建省60家农村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基于盈利性、风险性、流动性三个方面对农商行经营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旨在研究利率市场化对农商行经营绩效产生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利率市场化与盈利能力之间呈倒U型关系、与流动性和经营风险之间呈U型关系。即短期来看,利率市场化对农商行的冲击不大,农商行的盈利能力、抵御风险能力以及流动性风险将会增强,这对农商行的经营绩效产生了促进作用。长期来看,伴随着存款利率的放开,农商行将会面临盈利能力下降、风险增大以及流动性增强等严峻问题,这对农商行的经营绩效造成了负面影响。总体上看,利率市场化对农商行的经营绩效产生了负向效应。     

金融科技、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

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金融科技的发展或许会带来新变化,但相关研究尚不充分。本文构建包含贷款技术和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理论模型,提出金融科技、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关系假说。在此基础上,手工收集百度搜索指数数据,建立与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相关的各省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并利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针对整个银行业体系,金融科技有助于促进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小微企业信贷供给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推动银行增加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时,存在最优银行业市场结构;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将影响银行业最优市场结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促进小微企业信贷供给的最优银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信贷理论,补充中国经验证据,为促进银行小微企业信贷供给提供重要启示。     

县域农商行差别化业务发展策略构想——以广东高要农村商业银行为例

正当前,经济金融环境日益复杂,金融市场化进程逐渐深入,银行同业竞争加剧,第三方支付突飞猛进,互联网金融(余额宝,P2P信贷)、金融信息化、利率市场化等新金融对高度依赖传统存贷款和结算业务的县城农商行经营形成了巨大挑战。县城农商行如何应对新金融的挑战、突破发展瓶颈,如何实施差别化经营策略、有效提升县城市场金融竞争力,以更好地支持县城经济和"三农"的发展,是县域农商行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和努力方向。县城差异化优势高要市位于广东省中部,处于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和资源丰富的西江经济走廊结合部,属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全市总人口80万。广东高要农村商业银行(下称高要农商行)下辖营业网点50个(其中18个一级支行),网点遍布高要城乡。截至2013年年末,高要农商行资产总额已达150亿元以上,存贷款余额分别占高要金融市场份额的55.64%和61%。综合来看,高要农商行在本     

金融科技、目标相容与小微信贷供给——基于区域问卷调查的微观银行证据

为了深入探讨政策考核压力下大银行小微信贷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本文从金融科技赋能的新视角出发，分析了大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的经营目标与政策目标由矛盾冲突转为缓和相容的内在机理，并对金融科技的作用效果以及小微信贷业务快速增长的宏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考虑金融科技作用前后，最优小微信贷规模偏差由负转正，说明在金融科技赋能下，大银行最优经营目标与政策目标之间由冲突变为相容。对金融科技作用机理的检验表明，创造效应、普惠效应、成本效应和风控效应均为重要的作用机制。从地区小微信贷增长的宏观作用来看，政策驱动带来的小微信贷规模增速加快，不仅有助于金融回归本源，而且扩大了金融服务边界，从而优化了地方金融资源配置。本文揭示出金融科技赋能大银行小微信贷业务发展的机理和效果，为解释信贷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提供参考。     

农村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研究——以沭阳农商行为例

沭阳农商行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资本来源窄、业务拓展难、市场占有率低、贷款风险大等发展瓶颈。为尽快走出困境,沭阳农商行开展了一系列的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这些金融创新对沭阳农商行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同时这些金融创新却存在着短期有效等缺陷。对这些金融创新进行改进是十分必要的。沭阳农商行的金融创新产品和金融创新制度在全国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有普遍的推广意义。     

保优势 补短板——2021年上市农商行年报分析

<正>随着2021年内上海农商银行与瑞丰银行在A股上市,东莞农商行在香港上市,上市农商行增加到13家。其中在A股上市的有10家农商行,在H股上市的有4家农商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同时在A股及H股上市（见表1）。所有上市农商行均在2022年4月30日前公布完整年报。从2021年的年报来看,上市农商行不论总资产还是贷款、存款都能保持了增长,存款结构和贷款结构都能坚持自身的传统持续优化,保持零售业务和涉农服务的传统优势。上市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与风险抵补能力明显高于农商行群体的平均水平,但这是加大了风险处置力度后取得的。随着净息差收窄和提取较多的损失准备金以应对高企的风险,     

上市农商行同业业务对其流动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银行传统存贷业务利差收窄、不良贷款规模攀升的背景下,同业业务凭借资本占用低、业务扩张快、投资范围广的特点,成为商业银行提高盈利水平的重要渠道。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制于自身规模和经营水平,开展同业业务时受到杠杆高、嵌套多、链条长、套利多等问题的制约,容易导致流动性风险积聚。农商行如何在做到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同时,结合自身经营水平发展好同业业务,做好流动性管理,是需探讨的重要议题。     

分支机构数量、技术进步与银行规模经济 ——基于中国A股上市商业银行的测算研究

本文在分析我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与经营现状基础上,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对中国2012～2017年26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系数进行测算,分析分支机构和技术进步对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影响。得出结论:银行规模经济与规模增长呈倒U型关系,处于中等规模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规模经济状态优于国有银行和农商行;呈规模经济状态的银行数量趋于减少;现阶段大部分商业银行粗放增加分支机构会降低规模经济,而技术进步会促进商业银行从"规模经营"模式向"价值经营"模式转变。据此,本文建议:商业银行强化投入产出能力,保持适度规模经营;调整分支机构布局,关注现有网点产能;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力度。     

数字金融、区域异质性与小微企业创新活力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在考虑了内生性等因素后,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并且这种效应主要来自于数字金融在拓宽金融覆盖广度和提高金融服务深度两个方面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创新效应在要素市场...     

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经营行为与绩效表现 ——基于某省农商行改革的实证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银行存在股权结构分散化、治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农商行是中小银行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起步晚、规模小、基础薄弱等原因,农商行的公司治理问题更为突出,给经营行为和绩效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农商行的公司治理问题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重视,如何提高农商行公司治理水平与能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农商行公司治理、经营行为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以某省2016年前完成农商行改制的93家机构为样本,运用系统GMM方法对公司治理通过经营行为向绩效传导的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基于联立方程模型,对536种政策组合情景下的农商行绩效变化进行了仿真模拟.最后,从优化农商行股权结构、加强公司治理建设、提高政策合力、稳步推进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金融发展、创新与二氧化碳排放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发展、创新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理论模型的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与二氧化碳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技术水平越高,从而二氧化碳强度越低;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越多;上述两种作用之间存在一个权衡。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30个省份1997—2012年的数据,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信贷规模对我国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FDI规模对我国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金融市场融资规模、金融业的竞争、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我国二氧化碳强度有负向影响。本文认为,应更好的发挥金融发展的技术提升效应,通过金融发展和创新实现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     

关于县级联社改制为农商行后组织构架设计的思考——以卢氏县农信联社为例

随着2011年1月17日卢氏县农信农商行申请筹建河南卢氏农村商业银行获中国银监会正式批准,标志着卢氏县农信农商行实现改革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为使联社在组建农商行后真正建立起符合现代金融企业要求的经营管理机制和组织构架,全面提升经营管理层次,增强整体竞争实力,实现打造健康而富有活力的现代金融企业的战略目标,本文就县级联社改制农商行后组织构架的设计浅谈几点思考。     

盈利水平、支农服务与风险控制——农商行规模调整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目前,银行化改制成为农村信用社新一轮改革的主要方向,但改制过程中如何调整经营规模引起了较大争议。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拓展的商业银行最优规模选择模型,深入探讨了农商行在不同目标下规模调整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9-2016年102家农商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农商行能够通过规模调整实现盈利水平最大化和经营风险最小化,因此保持适度规模更有利于盈利水平的提升和经营风险的降低;当前农商行规模扩张会导致支农贷款占比减少、支农力度减弱和支农目标偏移,但农商行资产规模与支农服务间存在阈值效应,资产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支农贷款占比会再次提升;三重目标约束下的测算结果表明,基于当前经营管理水平下,农商行不适合过度扩张规模。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促进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本文以共同富裕为切入点,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两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在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标中,数字化程度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财富家庭的作用效果更明显;门槛效应检验揭示,当家庭所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程度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家庭财富差距。据此,本文提出应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尤其要关注其数字化程度的建议。     

农商行如何推进全面预算管理？

<正>农村商业银行优化全面预算管理基础环境,提升预算精细化管理水平,建立科学的预算管理流程,可以有效提升农商行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促进农村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风云变幻,国内金融利率市场化不断深化,金融严监管政策持续加码的背景下,我国很多农村商业银行的业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不良贷款持续暴露,风险加速出清,营利创效空间进一步压缩,金融创新动力不足,面临的竞争形势日益加剧。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可以提升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管控水平和资源配置效果,已经得到业内人士的普遍认可。     

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

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文章使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农业生产相关的数据和北京大学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各分维度指标的门槛效应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数字化程度指标存在“倒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支付指标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而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其他分维度指标存在“倒V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中部地区存在“左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西部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不同维度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农业技术进步存在“倒右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对农业技术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影子银行规模对我国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以14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对宏观经济以及金融运行指标进行测度,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影子银行规模及其不同构成对我国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影子银行与银行稳定性呈倒U型关系,即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具有双重效应。同时,影子银行不同构成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主要构成部分如银行理财、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民间金融均与银行稳定性呈倒U型关系,而未贴现银行票据规模的增长会损害银行稳定性。     

金融科技发展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商业银行的转型升级,也加剧了市场竞争,使金融风险更加复杂。本文基于数量、质量和环境三个维度构建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并在此基础上以我国174家商业银行2013—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第二,金融科技发展对不同规模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大型商业银行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三,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加剧竞争、压缩净息差渠道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通过提升银行信息搜寻能力和管理效率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应主动将先进科技运用于传统的金融业务,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加强业务风险防范能力,构建动态风险评价体系,缓解金融科技带来的风险冲击;中小银行应积极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竞争压力,创新产品和服务,与大型银行开展差异化竞争。